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

Robert Greenleaf:servant leadership

Robert Greenleaf所倡議的所謂「僕人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正如耶穌基督所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僕人領導」的要訣包括:
●要識得細心聆聽,不能只會口若懸河;
●要懂得關懷體諒,不能只識指指點點;
●領導依賴的是感召,而非指揮;
●重視手足之情,多於建功立業;
●關心每個人在運動中的成長,而不是把他們視作運動中的工具。

方志恒:重構香港的自治權

方志恒:重構香港的自治權


【明報專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政治平靜了一段短時間後,一眾京官已經急不及待再起波瀾。

先有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出「行政長官超然論」、北大學者強世功質疑「一國兩制已成為香港發展的障礙」,繼而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摘「香港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這些言論都引起香港各界嘩然。

其實京官任意演繹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肆意踐踏香港的自治地位,並非始於今天。由2007年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中央授予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起,北京已着意建構一套「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從而為全面介入香港事務做好理論準備——去年6月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就是整套論述的奠基之作。

誠如孔誥烽教授所分析,這種「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源自北京近年的天朝主義路線,當中「應用了不少納粹法學家斯密特(Carl Schmitt)的法西斯主權概念。這種觀點認為一國兩制的重點在一國而非兩制,香港的自治乃北京單方面的恩賜。北京對港主權,不限形式上的擁有,還包括對港的絕對控制和香港人的絕對效忠。中共直接操弄香港的各個領域、推行洗腦教育、時刻進行敵我鬥爭,乃是天經地義」(註1)。

面對北京的天朝主義論述,香港人不能再停留在抗議北京違反高度自治承諾之類的請願式回應,而必須化被動為主動,重構香港自治權的歷史法理論述(historical-legal discourse),並以此為基礎推進本土民主運動。

香港自治地位 非單純由北京授予

所謂「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說穿了是北京試圖將香港的自治權,緊緊地套在「國內法」(Domestic law)框架,從而就可取得主導地位,透過全國人大的黨國機器,任意詮釋香港的自治權力範圍。

但如果我們宏觀地閱讀我城歷史,當能明白香港的自治權,並非單純由北京自上而下授予,而是經過了殖民地時代倫敦權力下放、《中英聯合聲明》國際條約確認及最後才由基本法正式成文化的三階段演變。

首先,香港的自治權,從根本而言是港英時代的歷史遺產。在大英帝國的體系下,港英政府並非俯首聽命於宗主國的代理人。因為英式殖民地管治文化,講求信任當地官員判斷(to trust the men on the spot)的「在地管治」傳統,故此遠在倫敦的中央政府,一般不會插手殖民地的日常事務(註2)。二次大戰後,英國基於地緣政治考慮,逐步展開非殖化進程(decolonisation),允許各殖民地自治以至獨立(註3);香港受「中國因素」影響,未有走向獨立或全面普選,但仍經歷了一個「非正式的權力下放」過程,在1950至1970年代間,逐步建立起包括自行制定財政預算、設定貨幣匯率、制定對外商貿政策、管理外匯儲備、處理對外事務及參與國際組織等全面的自治權力(註4)。

故此早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展開之前,香港其實已經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自治殖民地——香港與正式的自治領(Dominion)的最大分別,就在於尚未建立民主普選的責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所以,當中英兩國最終決定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去「維持香港現狀」時,實質上就是透過中英聯合聲明這條國際條約,以「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確認當時香港已有的自治權,並且將港英政府的各項自治權力,全面延續至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

到了北京在1990年頒布基本法之時,客觀而言就是透過全國人大的「國內法」框架,正式將香港經歷長時間演變而建立的自治權,予以正式的成文化(codified)。

重認自治傳統 我們才能理直氣壯

理解到香港自治權的3個階段演變,當能明白所謂「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實際上就是北京在天朝主義路線下,刻意扭曲歷史事實的政治操作。

因此當下香港人必須建構論述,重認我城的自治傳統。唯有我們如此才能理直氣壯,在「天朝中國」下力爭我城應有的自治權。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

註1:孔誥烽:〈《革新論》與香港主權論述爭議〉,https://goo.gl/LSpBkn
註2: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註3:Ronald Hyam, Understanding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4:顧汝德:《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香港前途宣言〉:
https://goo.gl/aAAKqv
(《香港革新論》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reformhk)

2015年9月25日 星期五

周敦豪:【旺角黑夜】鳩嗚三百天

【旺角黑夜】鳩嗚三百天 (文:周敦豪)


一九八四年九月廿六日,中英兩國在北京草簽關於香港的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
三十年後同一天的黃昏,我正身處銅鑼灣,一位移民美國後回流現職電子零件行業的中學時期何姓好友來電問有否興趣到政府總部一行,我欣然答應並相約在該處會面,到埗後看見很多身穿校服的中學生或坐或站,響應學聯及學民思潮發起的罷課,抗議人大就普選特首設限。沉默的空氣中瀰漫着異常的憤懣和不安,忽然人叢中有人叫我,原來是就讀中五的外甥和他任職中大的父親,當時有感而發隨口對他說了一句「大時代呀,細佬」!回家後剛扭開電視就看見學生進入「公民廣場」,執法者的處理手法成為後來一連串事件的關鍵,而我無心預言的大時代亦在兩天後八十七顆催淚彈的誘發下降臨,催生了「雨傘革命」和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在家中看見新聞報道白茫茫的迷霧破空而出,遂約了前述的何同學和另一位黄姓資訊科技經理在金鐘會面,豈料地鐵已不停金鐘站,唯有在灣仔站下車步行前往,途中收到各方信息包括組織者呼籲各人撤退,因傳出警方已開槍而且解放軍即將出動。我估計無論京港高官應該不會為鎮壓示威殺人而做千古罪人那麼笨,於是一往無前。到達後只見萬頭攢動,水洩不通。未到零晨時分,市民已然自發佔領了銅鑼灣和旺角。當晚詳情於各中外傳媒已有廣泛報道,在此不贅。

翌日一早,陽光燦爛,風清氣爽,剛扺旺角道及彌敦道交界即見一警帶司機到場欲駛走昨晚被困人潮的巴士,當時那十字路口約有三十人,見狀即上前圍坐在巴士四周,警在無計可施下帶司機離去,巴士在多留五天其間成為市民自發的民主牆。

寧靜於三十日凌晨約二時給一輛沿亞皆老街向西疾駛,穿越佔領者坐卧之房車打破,一位姓楊當空姐的朋友雙腳險被輾過。事發不久,一些屬於不同車隊組織的人士自發駕車擋住各重要路口,以防再有類似危險事件發生。他們當中有些人平時愛車如命亦在所不惜,實在難能可貴。不知和此事是否有關,總之彌敦道在當晚和接着兩天的公眾假期都熱鬧非凡。

十一國慶,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太陽照常升起」。秋日的金光照在無車的大道,燈柱上掛滿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的宣傳標語「道通天地,繼往開來」,令我不期然想起程顥的《秋日偶成》,徜徉其間感覺踏實得來有種說不出的夢幻。

連日來警察無踪無影,旺角彷似空城,但公眾秩序井然,市面如盛世般太平。有人找來帆布竹枝首先於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界位置搭起篷幕大台,負責鞏固的何先生談吐溫文,六一年十三歲大飢荒時獨自從上海乘運貨火車偷渡來港,當時腳踝有傷但仍堅持每天攀高爬低為人民服務,負上佔領區內各式大小工程,為人遮風擋雨,功不可沒。

三日午間時份,有大媽到大台搗亂咬人,我向駐守的堂姨了解後亦不以為意。因自從佔領後,不斷有反佔領者到來搞事,旺角大台兼容並包,歡迎正反意見排隊持咪發言。真假反佔者的分別是前者通常只囉嗦幾句而後者因涉及利益未能收工所以盤桓不去。

我午飯後往辦事回來,情况已截然不同,到達大台後我知道堂姨已走,卻見一港大畢業曾姓男子懷抱半歲兒子路過留下和反佔者對峙。我見大台有不少人壓陣,遂奔往旺角道十字路口巴士處增援,但見半百男子包圍約十名學生兼開始擲膠水樽,差人冷眼蹺手,只勸留守者盡快離開,在場旁觀街坊人數不少,可惜並無施以援手,橋底補給站終於失守被搗毁,五時左右,我眼睜睜看着巴士被駛走時百感交集 。

那班狂徒遂轉向大台與其他反佔者集合,食髓知味,重施故技。挑釁、指駡和推撞,繼而拆帳篷路障,後來更肆無忌憚開始打人,差人卻由始至終警棍深藏。大量囂張的反佔者在外圍四周指罵,支持者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見梁姓裝修公司老闆自告奮勇攀上惠豐中心前一列三個電話亭上聲嘶力竭不斷持續大叫「保護學生」,在場人士一呼百應,登時聲勢如虹,大壓反佔者氣燄。後來我向梁生重提此事,他謙稱既感有幸參與而獲益良多,又覺能略盡棉力而不枉此生。下班後支持者包括以港為家的洋人及南亞裔人士陸續到場聲援,人數眾多,形勢逆轉。差人唯有護送反佔領人士逐個離開,當晚難分黑白,可謂驚心動魄。

此前每遇口角之爭,學生義工多勸人「和平理性非暴力」,此後則改唱生日歌居多。其次則是警察進駐佔領區巡邏。接着一連數晚夜深,亢奮的便衣四圍喝問途人「係咪黑社會?唔係就離開!」

因事出突然,年輕人遇到有組織的土共、村霸和社團攻擊,大多手足無措,甚或驚惶落淚,很多學生因此離開或退守金鐘。代之而來的是普羅百姓,當中不乏專業的飽學之士,更多是來自五湖四海的販夫走卒,包括現任及前任紀律部隊和有背景人士。

佔旺巾幗 不讓鬚眉

我接觸過最年長的女性要數九十二歲一臉慈祥安泰的杜太,每天必到佔領區巡視以表支持。中五Amber及中六Lavina兩位女生秀外慧中,下課後留守當義工,敢作敢為,更是巾幗典範。長相如白眉道人,五○年來港的八十九歲黄伯則是男性代表,每早從藍田到佔領區留守至黄昏,眼見差人打學生即時金剛怒目,既勇且猛上前不留情面直斥其非。外型英偉的「美國隊長」Andy自然衆所周知。有位外貌兇神惡煞,人稱「砵蘭街王子」的,每遇反佔者即厲言喝罵,聲震屋瓦,我一直好奇但又不敢問他到底和九龍皇帝及廟街皇后是何關係。另一位外號「十三哥」則聯絡和他一樣的習武人士站出來保護孩子,因警方得悉後備受監視而轉趨低調,其他勇武之士因此汲取教訓,三五成羣自組外號「神奇四俠」,「七俠五義」或「復仇者聯盟」的小隊,巡更守夜兼維持佔領區內秩序,目的不外乎為學生對抗暴力的反佔領者和擋去那些慈母手臂的延伸。

佔領者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本土派外號「城邦忠烈公」七日下午架起第一張木牀,後來碌架牀、摺牀和帳幕陸續出現。除了建立自修室及小書閣,鼓勵向小商戶消費外,更多人發揮創意自製紀念品如相片、海報、明信片、匙扣、手鈪、項鍊、貼紙、行李牌、教摺紙傘、絲網印衫、不一而足,使佔領區儼如多姿多采的小社區,我認為這些無名英雄實在應記一功。

經過十月三日一役,值得一記的大事發生在兩星期後的十七日早上約五時許,數以百計差人四面包抄,嚇醒留守人士並驅趕之,但卻强調只是移除障礙物而非清場。留下的包括站得最前的「熱血公民」成員共數十人堅守在惠豐至銀行中心那一邊的彌敦道,在場美國記者找我做訪問,我預計下班後市民會出來重奪時他面容將信將疑,後來他卻因當晚親歷數以萬計人士塞滿由旺角一直至油麻地彌敦道兩旁的墟冚情况而多次邀我訪問。當晚約八時,我目睹身材嬌小的美國知名戰地記者Paula Bronstein被捕,其他「幸運」的記者則吃棍及胡椒噴霧。三十一歲李俊權被控在旺角彌敦道阻差辦公,後於一五年上庭前的五月四日晚跳樓自殺。
重佔後我姨丈一直守在登打士街旁,間接使我知道更多關於佔領的事情。接着一連數天反佔者不停搗亂,二十二日那天,有宣稱過百但我數過不夠四十的人士來抗議,數人持械拆信和中心外路障,一以拳傷人左眼,另一人持鉗戳人腰肢,有人於陶德大廈天台擲臭彈落在「人民力量」帳篷外,滙豐門前也有人持天拿水及火機作點火狀。佔旺者迎難而上,遇强愈强。
二十三日,一班外號「香港蜘蛛仔」的人士明白到白武士英國人已在九七年絕塵而去,黑武士蝙蝠俠則只可在熒光幕上見到,自救不求人,在獅子山頭懸掛「我要真普選」直幡,有勇有謀,教人仰望!

佔領故事淚中有笑,譬如有位平時不問政治的曾姓出口成衣老闆,每天吃完晚飯便急急腳到佔領區熱心出力,惹得妻子以為他有外遇。我在英留學時的陳姓同學則常携嬌妻甜蜜撑埸,倍添恩愛。一位叫Chapman Lau的後來更貼告示尋找在十月二十八日晚請他吃糖果的美少女,為五光十色的旺角添上一抹浪漫。

見識過之前的兩場大陣仗,之後的大小破壞行徑微不足道,在佔領第二個月相對穩定的環境下,留守者較多時間溝通和建立感情,無奈歡愉苦短,轉眼又要匆匆話別。十一月二十五日,差人借執達吏拆亞皆老街路障,黄昏後衆人負隅頑抗,是兩月來最激烈的,差人絕不手軟之餘亦第一次噴灑催淚水劑。整個佔領運動中以當晚傷者最多最重,據聞有頭部重創者縫十八針,廣華和伊利沙伯的醫護應該知之甚詳,我期待他們揭露真相。

攻守徹夜未停,翌日一早差人再一次大規模出動清場,我在滙豐門前重遇佔領其間認識,高大威猛聲如洪鐘的胡先生。看着黄之鋒和岑敖暉被捕,胡生不知是否一時感觸,忽然說他不單在六七暴動時在彌敦道上放過「菠蘿」,有一次還因為要搶回同志而把警察打至重傷,我聽後也坦然將誼父的故事相告。

誼父祖籍番禺石獅頭陳村,曾祖父那一代已到新加坡謀生,父親本在銀行當文員過着優閒生活,但因染愛國思想,於三十年代中遣妻㩗三子一女回廣州念書接受祖國教育,後來日軍侵華,母帶子女與夫在港會合,豈料日軍襲港,唯有逃難到惠州過苦日子,誼父年方十三,先跟隨共產黨一八七師做勤務兵,後轉投國民黨抗日。盟軍勝利,國共內戰,領軍溫淑海因同是新加坡華僑又認識他父親,憐他年少,在與共產黨決戰前命他留守後方而救他一命。後來國民黨敗走,大哥三姊留在中國,其餘一家四口重回香江,但父親不久卻因染病而亡。

為生計,二哥加入九巴,誼父考入警隊,六七暴動時猶如身處戰場,當時港英政府已抱迫不得已唯有撤退之心,走在最前線對付暴徒的誼父知道如共軍入城,身為警察必求生不得,所以已抱隨時與妻子兒女吞槍的準備。

一天他和一隊約六七位同僚巡邏時在離我們正在談話的不遠處,位於亞皆老街和彌敦道交界離遠見一年約十二三歲男孩,手提隆起背包,內藏重物,遂示意他來問話:「袋內是什麼?」小孩怯懦不答。誼父再問:「是誰叫你出來?」他答:「老師。」誼父已猜到是小孩就讀左派學校的老師指使他出來教訓黃皮狗遂靜靜把他拉到一邊,叫他將袋內石頭全數倒在道旁,囑他回家不要再出來,更不要向老師提及石頭的下落。

誼父於暴動中幸保無恙,但已身為工會領導,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的二哥卻於當時揚言「如果畀我見到細佬打工人就兄弟都無情講」。後來事件平息,但他倆身在中國的兄長卻在文革中被批而死。

那小孩比曾德成年幼數載,如果當年誼父把他拘捕,證據確鑿,很可能就成為另一名被提早退休的局長了。關於六七暴動,在1320期壹週刊內《舊患復發》一文中已有定論,我想補充的是「香港人」廣泛的身分自覺和中港區隔觀念其實是由那年那事孕育出來的,如今香港人(Hongkonger)的專屬名詞已正式收錄在牛津英文字典內,沒有共產黨,豈止沒有新中國!

清場急猛 鳩嗚登場

話說清場既急且猛,我和胡生邊談邊退,見差人來勢洶洶,唯有中斷話題,各自離去。正午前彌敦道南北行線第一次於佔領六十天後重開,但一切已和從前不再一樣。

晚上約八時左右,大量人羣再次聚集於西洋菜街旺角百老匯影院對面,由此又轉化成另一場自發的「鳩嗚革命」。由最初的移形換影流動佔領,到去潮聯小巴站索冤途中數次被差人包圍及登記身分證,往後的反水貨客及近期的反大媽,都可見鳩嗚團友的踪影。

從清場那天起,無論冷雨寒冬,盛暑颱風,包括年初一和七月九日晚八號風球之下,無黨無派的團友都會自動出現。我以為六月十八日政改大比數否決之夜開完香檳慶祝後他們會自行散去,安於回家飲鉛水食鉛飯看維穩台報告和諧新聞然後大覺瞓,誰知不然!

堅持不懈的人包括在佔領區已開始一手舉着「我要真普選」紙牌,一手揮舞港英旗的四眼李先生。曾任中學教師黃先生雖然中風,但體傷志不殘,仍咬緊牙關每天坐輪椅到場默默支持。退休懲教署職員錢姐姐每天從屯門而至,曾被反佔者打罵亦無畏無懼。五七年來港,七十九歲的吳伯文質彬彬,因慕道欲當神父而曾習拉丁文。佔領時晚出早歸,以馬路作牀,凸起的行人路作枕,每晚幕天席地,雖然置身溝渠,卻夜夜仰望星光,全因心中充滿信心熱愛和希望。清場前夜被差人擒獲三次,最後一次被推跌後踢得左小腿瘀腫,逾月方退。他們既是最真實的香港縮影,也是民怨代表。鳩嗚快將三百天(九月二十一日),看見他們不默而生,拒絕遺忘的身影,鄭國江老師的歌詞「豪傑也許本瘋子」在我腦內播放無數次。

九龍旺角猶如香港電車,廉價而不低下,因為價格便宜和品格cheap是兩回事。龍蛇混雜的旺角有種江湖的豪情俠意,佔領區內出現關公像,膠製「忠義之師,無敵旺角」橫額,「讓公義伸張,為民主拼搏」標語和畫框內書「只撑公義,堅守旺角」,雖來自不同人士但一脈相連,上承漢唐古風,貫徹整個旺角佔領的就是一個義字。由義憤填胸,義不容辭到義無反顧,參與者只聽心內良知的呼喚,不計得失,只問耕耘。

彭志銘先生是唯一以文化觀察員身分由始至今全程記錄此事者,但以我所知他尚未在傳媒發表過。我本無意將大衆鮮有所聞而又有血有肉的旺角故事公開,因見陶傑先生談及嚴亢泰《無夢書》之事才觸發要為這場春秋大夢留下紀錄的決心。

我父母於戰後從大陸南來,和誼父及許多前文所述的人憑雙手以汗水混和拼勁,建立起使我受惠令我自豪的香港是我至死不渝的家。八九民運嚇走了一批人,誼父亦隨子移民,後來因為不習慣又重回港定居。因緣際會,能有幸和諸位手挽手肩並肩見證開埠以來難得一見的大場面,在下與有榮焉。百年一夢,究竟你想繼續做顛沛流離、苟活枉死的蟻民還是要當家作主追尋自由民主的美夢?文章只可寫到這裏,但故事未完待續,結局如何,由香港人自行定奪……

作者:周敦豪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刊於9月2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30日 星期二

周基利:新移民在港文化上的融合

周基利﹕新移民在港文化上的融合


【明報專訊】在過去10年,由內地新來港定居的人士(新移民)大約有90萬,佔本港人口約12%。他們大都是港人在內地的妻子和子女,鑑於本港出生率長期偏低,他們可說是我們人口的主要生力軍之一。所以他們是否能夠在經濟上、社交上和文化上融入香港社會是一個政府非常關心的課題。但是本港一直沒有相關的大型研究,所以我們對他們在本港的融合情况並不太了解。最近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剛完成一個新移民的追蹤調查,了解他們在香港生活的適應的情况。在2011年及2014年我們訪問了1038名新移民,而在2014年時,他們已經來港定居了4年多。筆者想跟讀者分享一下他們在文化、身分認同及價值觀上的融合情况。

語言上的適應是新移民在文化上融合的重要一環。由於九成以上的港人日常用語都是廣東話,所以新移民使用廣東話的能力和頻密程度是他們是否融入香港文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新移民在港生活了4年多後,他們使用廣東話的能力是有所進步的。能操流利廣東話的百分比由2011年約六成五上升至2014年的七成七(見表一)。另一方面,新移民在使用廣東話的程度上亦有改善。與親戚和朋友聚會時只使用廣東話的百分比由2011年約四成五上升至2014年的六成。但相比起土生土長的港人九成以上日常只用廣東話交談,新移民在這方面的改善空間仍是很大的。



僅一成新移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

在文化上的融合,身分認同亦是重要的一部分。從表二我們可以看見,視自己是中國人的百分比由2011年約五成七下降至2014年的四成三,而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的比率相應增加約10個百分點,由兩成二增至三成三。2014年我們亦用電話訪問形式問了1000多名18歲以上的港人這條問題,因此可以比較一下。雖然港人和在港已居住約4年的新移民都有約三成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但只有一成新移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有三成六的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另一方面有五成新移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香港的中國人,但只有約三成港人有這個身分認同。居港滿7年的新移民將會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相信到那個時候會有更多新移民認同「香港人」的身分,不過有關當局對這個問題仍然應該倍加留意及關心的。



最後新移民對港人的一些價值觀又是否認同呢?值得留意的是,新移民在港居住時間愈長,反而有更大百分比的新移民不同意港人的價值觀(見表三)。對遊行的看法,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百分比由2011年的兩成一上升至2014年的三成半。對於港人強調維護人權和私隱以及港人事事講求效率速度的看法都有相同的情况。這些研究結果都令人擔心,究竟是什麼原因,實在有待將來的研究深入探討。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系主任及教授

2015年6月26日 星期五

詞解:誅心

誅心之論

互動百科:所谓“诛心之论”,指在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动机。所以“诛心之论”又曰“动机说”。据说该成语出自于《后汉书·霍谞传》。

台灣WIKI : 懲罰。指不問罪行,只根據其用心以認定罪狀。也指揭穿動機的評論。

2015年6月25日 星期四

李立峯:政改「民意戰」有影響民意嗎? ——滾動民調結果的一些分析



【明報專訊】自從政改方案在4月底出爐,特區政府一心要打一場民意戰,希望支持方案的市民能超越六成,增大泛民支持方案的壓力。但3所大學研究中心合作進行的滾動民調顯示,如果以每5日的總結果來計算的話,支持政改方案者從未超越50%。兩個月來,支持者的比例甚至有反覆向下的趨勢,反對的比例更曾經在數字上反超支持者(雖然支持及反對的比例未必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不過,反對者在數字上反超支持者的情况也只是出現了兩三天,到表決前夕,淨支持度又回到9%,整體結果接近於最初的「五四一」格局,即約五成支持、四成反對、一成無意見。

民意在起起跌跌之後回到接近原來的水平,是否代表期間官員和政治人物的說話和行動對民意沒有影響?如果「五四一」格局真的那麼牢不可破,那麼民調結果在兩個月內又為什麼會有明顯起跌?

首先要指出,民意在起跌過後回歸「基本盤」,其實不是香港或這次政改爭議獨有的現象。美國總統選舉也經常有類似情况:兩大黨積極進行選舉工程,而選舉期間候選人的支持度亦會有起跌,但政治學者其實可以在選舉前半年左右就根據當時的經濟狀况、現任總統的支持度,以及兩黨支持者比例,頗為準確地預測到選舉中執政黨候選人的得票率。哥倫比亞大學的Andrew Gelman和哈佛大學的Gary King就合著過一篇文章,題為Why ar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Polls So Variable When Votes Are So Predictable?另一政治學者Thomas Holbrook則出版過專書討論同一現象,書名叫Do Campaigns Matter?

有清晰立場者難被說服

綜合他們及其他學者的分析,競選工程和選舉期間的事件對民意是有影響的。這也是民調結果會有起跌的原因。但大部分選民對兩大政黨及其候選人其實已有清晰立場,能被選舉工程影響的游離票數量有限。有清晰立場的人很難被說服,部分是因為他們對資訊會作出選擇性接收和詮釋,如兩黨支持者都會傾向認為自己政黨的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中表現較對方優勝。所以,競選工程的主要影響是使自己的支持者「歸邊」,而不是爭取到對方的支持者。

同時,雙方的競選工程所產生的影響也傾向互相抵消。而且競選工程或事件的效果也有邊際效應下降的問題。如果一個候選人接連犯了幾個嚴重程度差不多的錯誤,那麼第一個錯誤使他失去的支持度會最多,之後的錯誤使他失去的支持度會較少,因為會基於該候選人犯某種錯誤而捨棄他的選民在第一個錯誤時已經不支持他了。由於邊際效應下降這現象,要通過競選工程來累積很大的支持度升幅是非常困難的。

以上幾點加起來,結果是雖然選舉期間民意會因競選工程和事件而有起跌,但是競選工程對選舉結果的總效應不會很大,甚至接近零,競選結果始終是基本因素主導。

政改民意戰不是美國總統選舉,但類似的地方是香港市民對政改的態度,就算只由人大8.31決定開始計,在4月底政改方案出爐時都已經有近大半年的醞釀,其間亦經歷了雨傘運動,在這議題上可以再被影響的人本來就較少,再加上泛民和官方各自進行宣傳,和邊際效應下降的現象。所以,民意最終大幅偏離早已成形的基本盤,可能性本來就不大,筆者的同事蘇鑰機教授在4月底接受傳媒訪問時,就預測過民意不會有大變動。

但我們如何理解近兩個月民意的起跌呢?除了如高永文在落區宣傳時「發脾氣」等個別事件外,筆者認為,中方擺出比之前更強硬的態度,為泛民的「袋一世」論提供了論述機會和說服力,應該是影響民意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者於是做了一點分析,首先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中得出自4月底開始每天在11份香港報章的港聞及要聞版上提及「袋一世」一詞的文章數目(註一)。然後,為配合滾動民調以5日的總結果為發布基礎,筆者為每一天計算了之前5日有提及「袋一世」的文章數目總和,得出「袋一世」見報率這變項。




從一個簡單的相關分析可見,「袋一世」見報率和政改民意淨支持度呈顯著的負相關(如表一所示)。亦即是說,每當「袋一世」愈多被人在新聞中談論,政改淨支持度就愈低。這亦說明了輿論的確是可以影響民意的。

不過要指出的是,這並不是「袋一世」這口號本身的影響。「袋一世」見報率高的時候,往往就是中方或特區官員擺出強硬姿態的時候,而「袋一世」見報率低的時候,則可能是另一些論述較為主導的時間。

回應「袋一世」爭論 民意歸邊

上面的討論提過,人們在面對政治資訊時會選擇性地詮釋或接收,所以不同政治取向的人對中方的強硬態度或泛民的「袋一世」論的反應可能不一樣。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市民依政治取向劃分後再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袋一世」見報率其實只令自認屬於民主派的市民對政改的淨支持度減低。「袋一世」見報率跟自稱中間派的市民的態度沒有關係,跟自稱建制派的市民的態度更是正相關。換句話說,在回應「袋一世」爭論時,民意主要是歸了邊,只是因為自認屬民主派的市民較多,所以在整體樣本上「袋一世」見報率和政改支持度亦呈負相關。

同樣,如果我們以日期建立一個時間變項來跟政改支持度作相關分析的話,我們亦會發現,時間變項跟政改支持度在整體樣本中呈負相關,亦即是說,兩個月來,整體民意對政改的支持度的確有所下降,只是下降幅度不大。但若把市民分類,我們則會發現,時間變項跟政改支持度在民主派市民當中是負相關,在建制派市民中則是正相關。亦即是說,兩個月以來,民主派市民支持政改方案的比例整體上有下降,但建制派市民支持政改方案的比例則有所上升。

這些結果說明,影響民意不是不可能,但要在一個人們大都心裏有數的問題上,在一個較短的時段內大幅度地改變民意,是絕不容易的。密集的政治宣傳戰的通常結果是使雙方的支持者歸邊。若幾年後香港再回到政改討論,要真正取得更廣泛的民意支持,對政府而言,還是要看能不能提出一個真正回應民意訢求的方案出來,而對民主派而言,就要視乎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能否通過深耕來鞏固及擴展市民對真普選的認知和訴求。

註一:11份報章分別為東方、蘋果、明報、星島、頭條日報、都市日報、am730、經濟日報、信報、文匯、大公。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2015年5月27日 星期三

阮穎嫻:長者兩蚊乘車優惠非德政

阮穎嫻﹕長者兩蚊乘車優惠非德政

【明報專訊】長者可以兩蚊任搭各種交通工具,照理怎說也是德政,老人家有優惠,納稅人又不介意埋單,梁振英指長者對計劃「有讚無彈」,誰會反對這個政策?反對者大概會被道德圍剿。可是,從經濟角度看,這是個設計拙劣的褔利政策,因為它扭曲人的行為,沒有尊重人的選擇,資源也不是用在最適合的地方。

津貼運用應由用者自行決定

長者兩蚊搭乘公共交通,與原價的差額由政府補貼。津貼局限了長者的選擇,有些長者未必很喜歡出街,比起搭車,他們可能更想飲餐靚早茶、買個靚橙,但要得到政府補貼,必須搭車。行動不便者或因健康問題不宜出門的長者,就享受不了這個優惠;為了享受優惠而增加邊際乘車次數,或者特意搭不必要的長途車不是好事。除非政府有強烈證據顯示老人多搭車對社會利大於弊,這個政策說不過去。

給予每月一筆過的津貼能保障消費者的選擇權。津貼如何運用應由用者自行決定,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喜好,做什麼令自己最快樂、得益最大,限制津貼運用降低了津貼的效益。因此,與其用此方法資助長者每月平均40元的交通費,倒不如加生果金一百幾十蚊,讓老人家幫襯他們最想幫襯的商戶,做他們最想做的事,這樣想搭車的人自然會繼續搭車,不需要搭車的人也能享受資助。

不過政治上為了加幾十蚊而大費周章會被人話孤寒,用幾億搞個兩蚊優惠就能收買全港老人心,令自己民望上升,成本平又無人鬧,選舉時長者票又多,當然着數,也導致政府和政客樂於支持一些政治計算上有利但實際上未必對長者及社會整體最有利的政策。

政策扭曲市場衍生社會成本

撇除長者本身,此優惠政策對社會造成相當影響。這個津貼令交通工具盈利上升,變相是補貼企業。問題是為什麼只補貼這幾個企業呢?以前計劃只涵蓋港鐵、巴士和渡輪,未推行到小巴,最後連綠色小巴也涵蓋了,小巴公司的股價立刻上升(註一)。但電車因長者車費本身就很便宜,一直與張建宗商討都未被納入計劃(註二)。紅van又會不會嘈?如果衣食住行裏「行」有津貼,老人食品如奶粉又可以要求津貼嗎?除非可以證明增加使用某些服務和產品與社會整體利益相符,社會使用率比最佳情况為低,如平安鐘等才應該得到補貼,其他指定商戶指定行業的津貼是以褔利之名違反自由市場規則。

另外,長者因政策而增加乘車次數令交通資源沒有得到最好運用。首先,路線有平有貴,一般人想快的話會付貴一點搭快線,想平的話就搭慢線。由於長者快慢同價,這個分流作用對他們沒有效。有網民觀察說,很多公公婆婆坐過海巴士線,只搭一兩個站而且不過海,因為價格對他們來說一樣,所以有車就上,浪費了納稅人金錢,按車費比例津貼比較合理。
另一個問題是繁忙時間比以往多了乘客,雖然這只是局部地區的問題。交通工具在非繁忙時間有淨餘載客量,不是問題;可是繁忙時間車車爆滿,大家就要等多班,除非巴士港鐵公司多開班次。但繁忙時間問題是塞車,車廂本來就爆滿,交通樞紐負荷過重,加班根本不可行。有人提議限制優惠只在非繁忙時段使用。有了一個政策,因為其造成的界外效應,再多加限制,是架牀疊屋,將事情愈搞愈複雜,沒有解決問題。設計精良的政策貴在簡單有效且不會造成負面效果。

計劃擴展到小巴,情况更嚴重,因為小巴載客量小,有網民投訴長者可以兩蚊搭小巴後,排隊超過45分鐘,影響一般人生活,應該是來不及調整人手及班次之故。有說部分需求來自水貨商僱用長者運水貨以節省交通費。走水貨未必全是壞事,優惠鼓勵水貨商僱用長者,釋放勞動力。一般來說他們已找不到全職工作,或者不想做全職只想間中掙個錢,運水貨不需特別技能,比收集舊報紙掙得多,可以改善長者生活,又能增加香港GDP。可是,這也意味納稅人津貼水貨商走水貨。本來水貨商需要較高的交通成本,現在成本平了,走水貨的利潤也高了,多得納稅人資助。

要了解一個政策的利弊,不能只看政策的表面或目標,其帶來的間接影響可以非常之大。長者兩蚊乘車優惠雖有益處,但弊處也頗多,按乘車次數資助扭曲市場行為,若改為一筆過的津貼,讓長者花在他們喜愛的活動上,將更有助改善長者生活。

註一:〈長者2蚊乘小巴 進智公交炒起6%〉,《蘋果日報》,2015年1月14日
註二:〈政府研推長者免費乘車〉,《成報》,2015年1月27日

作者是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

2015年5月26日 星期二

葉健民:平衡利害,這個方案還是要不得

葉健民﹕平衡利害,這個方案還是要不得

【明報專訊】必須坦白承認,對於政改方案如何取捨,我確實曾思前想後,抉擇艱難,但最終,我還是無法說服自己,去接受這個方案。

我不能完全否認500多萬人有權最終決定特首寶座花落誰家這個改變的象徵意義,它也確實可能會令民意對政府施政有更大影響力。通過方案,也或許會有利於緩和中港之間緊張關係,為雙方創造一點空間冷靜一下頭腦,令下一輪的互動有較大的迴旋空間。我也不認同所謂「袋一世」的邏輯,因為不管中央怎樣說,政制發展歸根究柢是取決於她對香港形勢的判斷。假如政改得以通過,但港人仍堅持抗爭到底,天天衝擊政經秩序,令特區管治完全失效,中央也不得不對港人民主訴求有所回應,要考慮重新啟動五部曲。因此,「袋一世」會否成真,並不在於是否接受眼前方案,而是決定於我們自己是否真的在乎民主,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去持續抗爭。

提委會民主化 是必須確立的原則

但儘管如此,這個方案確實有太多不足之處,令人無法接受。即使我們撇開感情因素,暫且忘記中央對港人30多年以來卑微的民主訴求那份冷漠和賤視,不把那份屈辱和挫敗感計算在內,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去拒絕這個方案。首先,長遠而言,這個方案並未為未來的進一步制度完善撒下種子,反之,它卻進一步鞏固了現有制度的不合理之處。務實的香港人,大概已再沒有什麼幻想要有公民提名,或者還會糾纏於人大8‧31決定。但假如特區政府一再強調這只是個起步,將來還可以有很多機會去完善制度,那麼,她便至低限度要提出日後如何可以進行改革,點出制度改變的路徑軌?,才能教人信服。提委會民主化,是箇中必須確立的原則。這當中可以有3種選擇:第一,擴大四大界別選民基礎,讓更多市民可以有權選出這1200名提委;第二,增加四大界別的社會涵蓋面,大幅增加各界別的組別數目,以提高其代表性;第三,把提委權力虛化,將如何決定提委手上的一票的抉擇權交還所屬界別選民,以界別內選民民意代替提委個人意願。具體做法,可以用法定形式要求各組別就應支持哪名已入閘的特首參選人進行選民意向投票,然後提委必須按照結果去運用手中一票。確立這些原則,可以令人對下一步如何走有一個較為清楚方向,明白到如何可以逐步完善制度。務實的港人不會奢望可以一步到位,但至少我們要知道改革軌?,讓我們可以有一個合理期望。不幸的是,特區政府早已把大閘關上,林鄭月娥一再強調只能按照目前的選委會運作方式,沒有多少改革空間。在這種情?下,所謂逐步完善的承諾,只予人信口開河的感覺,是一張全無根據的空頭支票。

通過方案 只會造成「三無」局面

但決定任何政治改革是否可取,最根本的問題還是這種制度改變是否真的能解決當前的政治問題,又或者它會否反過來把原來的危機進一步惡化。我們追求更民主開放的制度,不單純粹是因為對政治平等理想的嚮往,也還有一個更為現實的考慮,就是它能解決特區當前的管治危機。我們相信普選可以提高整個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可以令施政更為市民接受,從而扭轉行政立法完全對立的局面,把香港重新引入善治之路。但不幸的是擺在眼前的這個方案,即使政府最終不知以何種方式取得足夠支持,得以通過方案,也始終無法令為數不少對民主理念有追求、對原則有堅持的市民心悅誠服。而各種民調亦一致地顯示出來,這個方案也根本無法令絕大部分市民欣然接受。在沒有足夠的民意力量去支持下,政府硬要通過方案,也只會即時激發更大矛盾,這也同時意味?政府也不會有相應的輿論力量,去制約那些對民主理想堅定不退讓,但又有心有力發動街頭抗爭的群眾。在這種情?下通過方案,只會造成一個「三無」局面:政府認受性無法提高,行政立法關係無法改善,政治張力只會有增無減。就是說,眼前的政治死局,完全不會因為政改通過而有根本性改變。

進一步而言,假如方案獲得通過,便表示泛民中有人在最後一刻支持了政府,泛民支持者的激烈情緒反應,勢所難免。在一片懲罰「叛徒」、「出賣民主」的呼聲高企之下,激進泛民在選戰之中必然會取得更大支持。就算這股力量未能成為泛民主力,但在議會中以至社運中的實力亦必然會大大提升,對現有政治秩序的衝擊也會更大,屆時議會是否還能維持正常運作也成疑問,而層出不窮有理無理的癱瘓政府動作,又只會更加無日無之。在這種情?之下,還期望可以有政治空間理智地探討特區內各種政策困難的解決辦法和冷靜地為中港矛盾尋求出路,只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像。這種局面,可能只是短暫性,因為群眾對這種抗爭方法未必會照單全收,而以雨傘運動後期的民情來看,市民也確實有其保守一面。但這種絕對會把香港推進死胡同的激進力量,如有機會得以進一步落地生根迅速擴散,往後要把它根除,恐怕只會事倍功半、困難重重。而這種局面,也會反過來強化中央那些傾向以強硬路線鬥爭為綱的治港主張,令兩地間的死結愈拉愈死,最終導致兩敗俱傷。

不如安心接受維持現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即使政改以失敗告終,也並非壞事。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社會對應否接受這個方案並無共識,正反雙方也無法說服對方。所以與其勉強通過,又或者嘗試粗暴地去取得足夠票數過關,不如安心接受維持現狀,一動不如一靜。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果,也許會令我們更準確地看到民心所向。假如群眾真的如梁振英所言視否決政改的泛民為「民主殺手」、「歷史罪人」,寧願息事寧人,不要事事與中央抬槓,他們自然會如他所願用選票去把泛民vote out。倘若如此,建制派理應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席,往後便可以名正言順去通過任何方案。倘若如此,我們也只能認命。反之,假如市民能明辨是非堅持理想,決意追求無不合理限制的選舉,堅持要據理力爭應有權利,齊心合力走出來支持泛民,這樣勢必會令建制派在議會中的地位嚴重受挫。屆時,中央便好應明白到這些不倫不類、指鹿為馬的方案根本從未得民心,必須痛定思痛去接受一個事實,就是要根本地解決特區管治問題,只能大刀闊斧地進行民主改革,落實真真正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面對眼前這個政治死局,與其盲衝亂撞,來個玉石俱焚,我情願再等一年,讓廣大市民可以用選票去清楚表達心中所想,共同決定香港應何去何從。

新力量網絡網址﹕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2015年5月18日 星期一

馬嶽:信任消失的未民主社會

馬嶽﹕信任消失的未民主社會

【明報專訊】英國大選結果對英國的傳統政治是很大挑戰。自由民主黨議席大幅流失,蘇格蘭民族黨崛興,傳統「兩黨半」體制受挑戰,亦反映傳統政黨未能回應人民的價值轉變,這將成為推動英國政黨改革的一次重要選舉。

對民主體制信心的下滑

自上世紀6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民選領袖、政府、議會、政黨的信心(confidence)持續下降。人民信心下降的原因很複雜:首先,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提升,對政府和公職人員的要求提高,不會盲目相信政治領袖。生活改善令「後物質主義者」增加,傳統政黨的綱領不能回應他們的訴求。而當傳媒和網絡發達,人民更清楚看到民選政府各種弊端,信心流失,加上不滿政黨層級化的參與,覺得政黨和議員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和民主的理想脫離愈遠,選擇用更直接的方式例如社會行動參與政治。

簡單點說,這是因為西方民主政體在社會進入後工業和高度發展階段後,人民意識提升,覺得民主體制的實踐和理想相差甚遠,令他們對正規的參與體制的信心下降。從民主角度這是正面現象,因為人民的民主要求提高,迫使政體提高民主素質以滿足他們。

未見其利先見其弊

香港是極少數有極發達的資訊、高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但未有民主政制的後工業城市。香港的困難之處是:人民未真正體驗過民主政制的運作,但已經對民主的一些核心制度如議會和政黨失去信心。

非民主體制的信心

香港自1990年代政黨開始發展,由於政制發展停滯和各種制度設計刻意窒礙政黨發展,令政黨不能成熟及發展正常功能,但20多年下來人民卻會看清政黨的各種問題;例如發覺政黨中人道德水平不會比常人為高、政黨會出賣選民、政黨不一定實踐競選承諾等。這些在西方國家已是「常識」了,但西方人民知道民主制度運作,政黨仍是不可或缺,因為需要專業政黨組織政府,只是民間要加把勁直接參與和監察其運作而已。香港人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弊」,看不到議會和政黨最重要的組織政府功能,缺點看得一清二楚,對這些體制的信心自然更低。

香港多年的民調反映,市民對議會和政黨信任甚低,但對警察、法院、廉政公署、公務員體系的信心則甚高。港人對政府的信心一直並非建基於民主程序,而是某種專業理性的決策和執行模式,但近年的發展進一步惡化,這些一直頗受信任的體制的形象都迅速破損。這些都是行使公權力的最重要機構,是人民直接感受政府管治質素的渠道。

Pharr和Putnam的跨國研究反映,在成熟民主體制下人民因不滿政府和政治領袖表現而喪失信心(confidence),但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卻沒有降低,對維繫民主社會非常重要。人民自由結社是公民社會重要的基礎,因為人民透過結社來集體參與政治和集結資源,而互信則是組織結社的基要條件。公民社會理論指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而人與人間的連繫倚賴社會信任。如果社會環境令人民互不信任,很難組織成熟的公民社會。

香港人對政黨信心下降,把希望寄託在公民社會,但令人擔心的是公民社會近年的發展趨勢,亦在不斷的破壞社會信任(social trust)。近年社會內不同立場的群體互相攻訐,不乏肢體和語言暴力、人身攻擊,有不少人還是自言支持民主普選者,而往往攻擊同一陣營中人的兇狠程度,比攻擊另一陣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整個社會彷彿充滿憎恨,而推動某些人作政治參與的,往往不是對某種理想社會的嚮往,而只是對某些群體或政治實體的憎恨。

公民社會的公民性

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告訴我們:專制時期的公民社會發展水平,對民主化後民主政體是否能鞏固有很大幫助,原因之一是較成熟強大的公民社會有助監察政府,防止民選政治領袖濫權,原因之二是成熟的公民社會較能孕育求同存異的文化,有利在民主化後用民主及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和政治矛盾。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除了是一個自行組織免受國家宰制的公共空間外,其概念還包括它應該是civil的,即以文明的方法共處和解決分歧。學者Whitehead便指出黑社會雖然本質上是民間自發,但由於用uncivil的方法解決問題,只能當成uncivil society。

台灣學者吳乃德在《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一書的序中說:「民主運動是齣道德劇。」很多民主運動是靠表現道德力量感召群眾,喪失了道德力和civility便會流失支持。

專制帶來的憎恨

專制政府令人民憎恨政權及其追隨者,令不同政治傾向的人民互相憎恨(部分是因為沒有選舉機制去疏解矛盾)、令人民互相猜忌,猜測各人「是人是鬼」,以至令公民社會內出現嚴重分化,影響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對長遠建構民主社會相當不利。如果運動基礎不是某種良好社會的願景,而只是建基於憎恨,因而採用uncivil的方法,只會令社會信任處於低水平。縱使有一天憲制上建立了自由選舉制度,要重建社會信任不容易,也會損害民主的素質。

民主運動的弔詭是:你爭取民主時,是一併替反對民主的人爭取的,因為他們其實是人民的一部分,你不能把他們除掉。有一天香港有了真正民主政制,很多長年反對民主的人,還是要和支持民主而長年奮鬥的人一同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學習如何以民主方法調和各種矛盾。

最近的思考是:香港應該已錯過了全面民主化的最有利時機。香港如果跟台灣南韓般在1990年代走向全面民主,可能20多年後的今天,大家一樣會像台灣人般討厭主流政黨、擁抱素人政治,期望新力量挑戰傳統政黨。但香港的發展軌迹不同,未建立民主政體,對民主體制信心和社會信任便因各種因素被破壞,民主前路倍覺艱辛。

◆延伸閱讀
Susan Pharr and Robert Putnam eds.,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

敖恆宇:雨傘下的大學生

敖恆宇:雨傘下的大學生
【明報專訊】社會運動一般是指大型群眾集體行動,針對着特定的政治或社會議題,目的在推動、抗拒或廢止某種社會轉變。基於其本質複雜,要分析社會運動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例如政治、社會及心理)及不同層面(例如宏觀、群眾及個人)去進行。
無可置疑,雨傘運動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場大型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有別於其他的社會運動,它有着若干的特色,包括時間長、範圍廣、活動多元化及參與者自發性強。此外,它源於「佔中三子」所倡導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但最後演化為由學生主導的街頭抗爭運動。參與的大、中學生人數以萬計,當中不少更是第一次接觸大型政治運動。大多數人認為雨傘運動始於去年928日,直至1215日警方在金鐘、銅鑼灣佔領區清場為止,歷時共79日。然而,從831日人大常委會就政改方案「落閘」起,學界不斷醞釀反對聲音,各大專院校學生會更早於9月初開始動員宣傳有關反對政改方案的活動。因此,從學生角度來看,雨傘運動的起步點是9月初,當中最觸目的是922日全港大專學生罷課大會,約有8000名師生於中文大學百萬大道集會。
筆者對於學生投入雨傘運動的情况深感興趣,在本年初與一些同事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嘗試探討大學生參與運動的因由。我們設計了一份問卷,在中文大學校園內的各圖書館及宿舍,分發及收集意見,最終收回900多份,扣除非中大生及非本地生,筆者以640位本地學生為基礎去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逐步在本欄公布及討論。
由於雨傘運動持續多時,過程中亦有很多的變化,參與人數因而有波動。筆者粗略地將運動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從831人大常委會公布決議,至佔中三子在9月底正式宣布佔領運動啟動;第二階段由9月底全面佔領開始,至學聯10月下旬與政府對話;至於第三階段則由雙方對話後,至12月中警方在各處清場為止。



參與程度先升後跌
問卷內一共列出35項大學生參與雨傘運動的不同形式或活動,讓被訪者自行申報他們在不同階段的參與情况。表一列出當中部分活動有參與的被訪者的百分比。整體而言,中大學生在雨傘運動第一、二階段參與程度較高,有參與3項或以上的人數分別佔被訪者48%59%,但到了第三階段則急降至25%。而一項也無參與的學生則由第一、二階段分別佔22%20%,到第三階段大增至45%,顯示他們的參與程度先升後跌。
問卷內亦有直接的題目由大學生評估自己的參與程度高低。表二顯示他們在不同階段內參與情况,與前段的數據脗合,從第一階段開始,大學生在雨傘運動中參與增多,至第二階段達至高點,接着下滑。至於參與的地點,約有五成的被訪者指出他們主要留在金鐘,另有8%5.3%分別留在旺角和銅鑼灣,其餘的三成多沒有一個長駐的地方。
筆者亦嘗試將35項的參與項目及活動,根據性質去劃分為3種不同的參與形式。第一類屬於溫和、象徵式的,例如展示黃絲帶、游說別人支持運動等;第二類屬支援輔助,比第一類需要投放較多的時間,例如捐贈及運送物資、參與地區宣傳等;第三類則屬行動性強而高風險的,如參與「圍堵」及「反圍堵」行動、守護佔領區前線等。
電視媒體往往將運動最激烈的一幕呈現出來,而鏡頭捕捉下多半為青年人的臉孔,於是很多人覺得大學生行動一定很激進。然而研究發現(表三)被訪者以溫和象徵式的參與較為普遍,人數也較穩定。另一方面,分別有44%64%的大學生在第一及第二階段參與支援輔助性的活動,但到了第三階段該數字卻急跌至21%。值得注意,真正參與高風險的抗爭行動的大學生在第一、三階段都屬極少數,兩者分別只佔8%15%,第二階段的參與人數比率雖然超過三分之一,但他們主要是徹夜留守佔領區,而非激烈抗爭。有趣的是,筆者發現被訪者的性別對於在溫和象徵式及支援輔助性的參與形式,並無太大分別,女同學比男同學在人數上稍多。但男性參與高風險抗爭性項目較女性高出7%,例如參與「圍堵」及「反圍堵」行動的男女比例為21,守護佔領區前線為32。看來,性別角色對雨傘運動的參與形式還是有若干的影響。
(系列之一)

作者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教授

2015年4月14日 星期二

周保松: 回應李達寧「暴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壓迫的容忍」

行於所當行
──我的哲學之路(第三節)
周保松
馬克思與羅爾斯 (Karl Marx and John Rawls)
1996年完成論文後,已是初秋,我抱著忐忑的心情,從約克南下,去倫敦政經學院找我後來的老師碩維(John Charvet)教授。英國的博士制度,仍然是師徒制,一開始便要選定指導老師,並由老師帶著做研究。所以,在正式申請學校前,最好和老師見見面,討論一下研究計劃,並看看雙方意願。約克大學的老師說,碩維在政經學院的名氣不是最大,卻是最好的師傅,推薦我去跟他。
政治系在King’s Chamber,一幢古老的三層紅磚建築,樓梯窄得只夠一個人走。我爬上三樓,初會我的老師。碩維教授穿著西服,溫文隨和,說話慢條斯理,典型的英國紳士。我說,我想研究伯林和羅爾斯,主題是多元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個題目並不新鮮,因為行內誰都知道多元主義在他們思想中的位置。但我當時已很困惑於這樣的問題:如果價值有不同來源,公民有多元信仰,如何可能證成一組合理的政治原則?這組原則為什麼是自由主義,而不是別的理論?碩維同意我的研究方向,並說伯林是他六十年代在牛津時的指導老師。他又告訴我,當時整個英國都沒人在意政治哲學,牛津甚至沒有政治哲學這一門課。直到《正義論》出版,情況才有所改變。
那天下午,我們談得很愉快。臨走,碩維說,他樂意指導我。退出老師的辦公室,我鬆了口氣,終於有心情在校園逛逛。我先去哲學系參觀,見到波柏的銅像放在走廊一角,一臉肅穆。然後去了經濟系,卻找不到哈耶克的影子。我見天色尚早,突然有去探訪馬克思的念頭。馬克思葬在倫敦北部的高門墓地,離市中心不太遠,但我卻坐錯了車,待去到墓園,已是黃昏,四周靜寂,只見形態各異的墓碑,在柔弱晚照中默然而立。馬克思在墓園深處,墓碑上立著他的頭像,樣子威嚴,眼神深邃。墓身上方寫著「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下方寫著「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是《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最後一條,寫於1845年。
馬克思的斜對面,低調地躺著另一位曾經叱吒一時的哲學家史賓塞(1820-1903)。史賓塞的墓很小,如果不留心,很難發現。史賓塞是社會進化論者,當年讀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第一個提出「適者生存」的概念,對留學英國的嚴復影響甚深。 嚴復後來將赫胥黎的《天演論》和史賓塞的《群學肄言》譯成中文,並主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影響無數中國知識分子。 百年後,浪花淘盡英雄,我這樣一個中國青年,孑然一身立於兩位哲人中間,回首來時那條叢林掩影的曲徑,真有「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之嘆。
馬克思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哲學家。早在八十年代中移民香港前,已在國內初中政治課聽過他的名字。我甚至記得,當年曾認真地問過老師,共產主義真的會來嗎?老師說,一定的,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我不知所以然,但老師既說得那麼肯定,我遂深信不疑,開始數算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後,離共產社會還有多遠。當天站在馬克思墓前,少年夢想早已遠去,真正震撼我的,是看到墓碑上那句對哲學家的嘲諷。難道不是嗎?如果哲學家只是在書齋裡空談理論,對改變世界毫無作用,那麼我決心以政治哲學為志業,所為何事?這對躊躇滿志的我,有如棒喝。
馬克思的觀點,表面看似乎是這樣:哲學家只懂得提出抽象的理論解釋世界,卻對改變世界毫無幫助。真正重要的,是推翻資本主義,消滅階級對立,解放全人類。改變的力量,來自全世界的工人無產階級。如果這是個全稱命題,並包括馬克思在內,那顯然沒有道理,因為馬克思一生大部份時間都在從事理論工作。如果理論沒用,那我們不用讀他的《資本論》了。馬克思也沒理由說自己不是哲學家,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希臘哲學,而他的歷史唯物主義更在解釋人類發展的內在規律。回到這句話的語境,馬克思的觀點應是:費爾巴哈和其他哲學家對哲學的理解出了問題。
問題出在哪裡?這要回到費爾巴哈的哲學觀。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提出一個革命性的觀點:人不是按神的形象而被創造,而是反過來,上帝是按人的形像而被創造,然後將其安放在外在超越的位置加以膜拜。上帝不是客觀真實的存有,而是有限的個體將人性中最理想和最純粹的特質(知識、能力和善心等),投射為完美上帝的理念,但人自己卻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宗教異化由此而生,因為個體將本來屬於人作為「類存在」的本質誤當為上帝的本質,並受其支配。哲學的任務,是透過概念分析,揭示這種虛假狀態,恢復人類本真的自我意識,成為自由自主的人。費爾巴哈明白表示:「我們的任務,便正在於證明,屬神的東西跟屬人的東西的對立,是一種虛幻的對立,它不過是人的本質跟人的個體之間的對立。」 由於宗教是所有虛假的源頭,因此哲學對宗教的顛覆,是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認同費爾巴哈的目標,卻認為單憑哲學解釋,根本不能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社群,因為導致異化的真正源頭,並非人類缺乏哲學的明晰和清楚的自我意識,而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造成。 要克服異化,必須改變產生虛假意識的社會制度。再者,費爾巴哈或許以為單憑純粹的哲學思辨,能為社會批判找到獨立基礎,但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如果不先改變經濟結構,人們的宗教觀和哲學觀根本難以超越時代的限制。
單憑哲學解釋不足以改變世界,這點我沒有異議。但改變世界可以不需要哲學嗎?我想,馬克思本人也不會接受這點。改變世界之前,我們需要先回答兩個問題。一,必須清楚當下的世界為何不義,否則我們不知道為何要革命。二,必須了解革命後的世界為何理想,否則我們不知道革命是否值得。這兩個都是規範性問題,需要政治哲學來回答。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相信馬克思會說,資本主義之所以不義,是因為階級對立導致嚴重剝削,私產制和過度分工導致工人異化,意識形態導致人們活得不真實,自利主義導致社群生活無從建立等。 對於第二個問題,馬克思會說,共產主義社會是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異化,人人能夠實現類存在的理想世界。由此可見,改變世界之前,馬克思同樣需要一套政治道德理論,並以此解釋和批判世界。
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同意這個說法,可以有兩種回應。第一,科學社會主義不需要談道德,因為根據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隨著人類生產力的提高,既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然阻礙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並使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加劇,最後導致革命,將人類帶進社會主義的歷史新階段。 既然歷史有客觀的發展規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那麼根本沒必要糾纏於沒完沒了的道德爭論。哲學家要做的,是幫助無產階級客觀認識這個規律,激起他們的階級意識,加速革命完成。
一世紀過去,社會主義的實驗,翻天覆地,到了今天恐怕再沒有人如此樂觀地相信歷史決定論。資本主義經歷了不少危機,但離末路尚遠,而且也沒有人肯定,末路的最後必然是社會主義。即使是社會主義,也不見得那便是理想的歷史終結。此外,二次大戰後福利國家的發展,大大緩和階級矛盾,而工人階級也沒有明確的共同利益,促使他們聯合起來顛覆既有制度。最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想社會的政治想像,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吸引力已大減。在這種革命目標受到質疑、革命動力難以凝聚的處境中,馬克思主義或者廣義的左翼傳統,如果要繼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並希望通過批判吸引更多同路人,那麼批判的基礎應該是道德和政治哲學,而非歷史唯物論。
第二種回應,則認為即使我們想談道德,也不可能擺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來談。馬克思認為,不是主觀意識決定人的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社會存在的基礎有賴總體生產關係決定的經濟結構,這個基礎決定了法律、政治、宗教和道德這些上層建築,並限定了人們看世界的方式。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控制了生產工具的資本家,為了一己利益,總會千方百計將他們的價值觀灌輸給被統治者,並讓他們相信資產階級的利益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先改變經濟制度,任何真正的道德批判都不可能。
我不接受這種經濟決定論。 無可否認,人的思考必然受限於他所處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但人的反省意識和價值意識,卻使人有能力對這些條件本身作出後設批判。面對當下的制度和觀念,我們總可以問:「這樣的制度真的合理嗎?我們非得用這些觀念來理解自身和世界嗎?我們有理由接受這樣的社會分配嗎?」原則上,理性反省沒有疆界。這是人之所以為自由存有的基本意涵。如果否定這一點,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青年馬克思能夠寫出〈論猶太人問題〉和〈經濟及哲學手稿〉這些批判資本主義的經典之作。我們也不能說,只有像馬克思這樣的先知,恰巧站在歷史那一點,才使他能夠超越虛假意識,洞察真相。如果真是那樣,在全球資本主義興旺發展的今天,左翼豈非更難找到社會批判的立足點?
所以,回到馬克思那句話,我寧願改為:哲學家們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是哪種解釋才是合理的。不過,這裡的「解釋」,涵蓋了理解、證成和批判。這是政治哲學責無旁貸的工作。政治哲學既要對現實世界和人類生存處境有正確認識,同時要證成合理的社會政治原則,並以此作為社會改革的方向。就此而言,理論和實踐並非二分,更非對立,而是彼此互動。理論思考的過程,即在打破主流意識形態的支配,擴充我們對道德和政治生活的想像,並為社會批判提供基礎。
一旦將馬克思視為政治哲學家,我們遂可以將他的觀點和其他理論互作對照。讓我們以社會財富分配為例,看看代表左翼的馬克思和代表自由主義的羅爾斯的觀點有何不同。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這篇經典文章中,馬克思罕有地談及日後共產社會的分配問題。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由於尚未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烙印,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即根據生產過程中付出的勞動力多寡決定個人所得,勞動成果應該全部歸於勞動者。這體現了某種平等權利,因為它用了一個相同標準去衡量和分配所得。馬克思卻認為,這正是按勞分配的缺陷,因為它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道德考量。例如人在體力和智力上的差異,必然導致勞動力不平等。生產力高的人,收入一定遠較老弱傷殘者高。此外,這個原則也沒有考慮到每個人社會背景的差異。對結了婚或家有孩子的工人來說,即使付出和別人相同的勞力,拿到一樣工資,實際上並不平等,因為他的家庭負擔重得多。所以,接勞分配並不是合理的社會分配原則。
馬克思聲稱,「為避免所有這些缺點,本來平等的權利必須改為不平等。」那麼該如何改呢?我們期待他提出更合理的建議。誰知去到這裡,馬克思筆鋒一轉,聲稱這些缺點在共產社會初級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分配原則永遠不能超越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文化發展。只有去到共產社會更高階段,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徹底解決資源匱乏問題,勞動不再只是維生的手段,而是生命的主要欲望後,我們才能夠完全克服「誰有權應得多少」這類資本主義社會殘存的問題,並最終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對於馬克思的答案,我們可以提出兩個質疑。第一,馬克思並沒有告訴我們,在共產主義未實現之前,怎樣的財富分配是合理公正的。他只以一個歷史發展的許諾安慰活在當下的人,但這個許諾實在太遙遠了。要知道,社會資源的分配,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命。我們能否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能否享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能否得到別人的肯定和尊重,都和我們在制度中可以分得多少資源息息相關。因此,作為平等公民,我們有正當的權利,要求公正的社會分配。馬克思或會說,非不欲也,實不能也,因為歷史條件限制了所有可能性。但為什麼不能呢?今天很多資本主義福利社會,早已為公民提供各種社會福利,包括醫療、教育、房屋、失業和退休保障,以及對老弱病殘者提供的特殊照料。當然,這些措施或許仍然不足,但不是遠較簡單的按勞分配來得合理嗎?
第二,馬克思所許諾的共產主義社會,其實並沒有處理到分配問題,而是將分配問題出現的環境消解了。分配問題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由於社會資源相對不足以及參與生產合作的人對自己應得多少份額有不同訴求。但去到共產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令物質豐盛到能夠讓每個人得到全面發展,而生產者又不再視勞動本身為不得已的負擔,那麼分配問題早已不再存在。錢永祥先生因此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各取所需』不再是分配原則,因為無限的資源加上『應得』概念的失去意義,已經沒有『分配』這件事可言了。」 歷史發展到今天,即使是最樂觀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得承認地球資源有限,如果人類繼續以目前的模式消費,很快將要面對嚴重的環境和能源危機。既然資源無限的假設不切實際,社會正義問題便須認真面對。
羅爾斯和馬克思有類似的問題意識,答案卻很不一樣。羅爾斯的問題是:在資源相對貧乏的情況下,如果自由平等的公民要進行公平的社會合作,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來分配合作所得?羅爾斯的答案,是他有名的差異原則,即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必須對社會中的最弱勢者最為有利。這些最弱勢者,指經濟競爭力較低的人,包括老弱傷殘及低收入者。 羅爾斯認為,經濟不平等的根源,很大程度源於人的先天能力和後天環境的差異。如果我們接受道德平等,便不應該任由這些差異影響每個公民的正當所得。於是有了他那著名的無知之幕的設計,將這些任意的不平等因素遮去,確保每個合作者在對等位置上商討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原則,而差異原則正是他們的理性選擇。羅爾斯心目中的公正社會,是一個人人平等且共同富裕的社會:公民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權利,擁有公平的機會平等,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同時,政府須透過累進稅、遺產稅及其他措施,提供各種社會保障,並盡量避免生產工具和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羅爾斯稱這個社會為財產擁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或自由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政體(liberal socialist regime)。
馬克思說,我們應該改變世界,令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公正。沒有人會反對這點。但正義的標準是什麼?社會資源應該如何分配,人與人之間應該存在怎樣的道德關係,才滿足正義的要求?這是所有政治社群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如果正義是社會的首要德性,政治哲學則是政治社群的首要學問。我以上的討論旨在指出,一旦歷史沒有必然,一旦我們恆久處在資源有限訴求不斷的環境,一旦我們意欲好好活在一起,那麼我們必須善用理性,善用人類累積的道德資源,共同構建和追求一個自由平等的公正社會。這既是國家對公民的責任,亦是政治正當性的基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回應了馬克思提出但其本人沒有回答的問題。如果其他理論不滿意羅爾斯的答案,他們必須提出實質的道德論證,並為心目中的正義社會圖像作出辯護。
本文收於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12)

周保松:將「本土 vs. 左翼」對立完全是不必要的

不少人以為,「本土利益優先」是不證自明的命題。實際並非如此。試想像,如果有一種所謂「本土」政策是以歧視和不公正地傷害「外人」為代價或為目的,為什麼我們需要支持這種「本土優先」?對於所有公共政策,我們都可以基於正義的理由而提出質疑,而不能說「本土」as such就具有正當性和優先性。
這是本土論、族群論、某些文化多元主義和社群主義的一個常見問題,就是假定有某種集體身份是不需接受理性檢驗而具有天然的道德正當性。實際上沒有這回事。在接受「本土利益優先」之前,例如我們需要問:什麼利益?誰的利益?誰去生產這些利益?誰為這些利益付出代價?這些利益為什麼具有優先性?這些都需要實質的論證,並接受我們的道德檢視。舉個簡單例子:香港大地產商的利益,是本土利益嗎?若是,為什麼這些利益就值得我們捍衛?如果香港中產階層的利益和外地女傭的利益有衝突,為什麼前者一定有優先性?僅僅因為我們是香港人,所以就一定要撐前者?
又,這些實質理由是否成立是一回事,但這些理由就其形式來說,必然具有普遍性,例如以這樣的形式表述:「在其他情況相同下,給予自己所屬社群成員某種優先對待是合理的。」不少人以為本土主義是不需要談道德的,一談道德就是左翼,其實是莫大誤會,因為「本土優先」本身就是一個有待論證的道德命題。
(不少人也許不知道,左翼的老祖宗馬克思本人,是極不願意談道德的。今天香港的所謂左翼,其實大部份是自由主義左翼。這點朱凱迪之前點出過,我同意這個觀察。將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左翼和自由主義左翼混為一談,是目前論爭的一個概念大混亂。而將liberalism(自由左翼) 和libertarianism(放任自由主義或自由右翼)混為一談,並使得許多人不願承認自己是liberal,則又是更大的混亂。)
所以,爭論的要點,不在於要不要道德,而在於哪一種道德觀建構出來的社會才是公正公平,並給予每個人合理對待。這都需要進入實質的討論,而一旦進入,我們很快就會發覺,將所有爭論標籤為「本土vs. 左翼」之爭,實在是過度簡化問題,無助於我們對政治道德的深入思考,因此也就無助於公民社會道德資源的累積。
(註:以上所說只是就當前香港一些爭論的性質做一些概念澄清。至於某種特定的「本土論」是否成立,正如我所說,需要進入實質的具體的道德論證。就此而言,有心的朋友放下過於意氣的爭論,安下心來基於自己的信念做出紮實的政治道德論述,容忍甚至欣賞不同的觀點,也許是好事。)

*   *   *
編按:上文2015年4月9日下午10時刊於作者 facebook,作者之後再作補充如下:

謝謝各位的回應和批評。時間和精力有限,恕我不逐一回應,略為說明幾點。
1. 觸發我寫下這個貼子的,是我昨天偶然在陳允中老師的面書上讀到的李德成先生刊在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大中華膠與蝗蟲》。例如裡面提到:
「大中華膠和本土派的唯一分別就是本土派的身份認同裏沒有了中國人這一環,此所以筆者一直認為本土派的命名是不精確的,因為世上除了少數人渣之外,是沒有不把本土排在先頭的,如美國人大抵不會為法國而犧牲美國利益。」
我認為這種論點是不成立的。因為這意味著,「本土排頭」具有某種不證自明的合理性,所以美國人為了美國的利益,就可以犧牲別國利益,即使我們認為這種犧牲是完全不公義的。我想我們不會接受這種觀點,而這種「本土優先論」也沒有什麼道德吸引力。這是「我」的利益(族群、民族、國家〉和這種利益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是兩回事。前者是否合理,需要經過我們的道德檢視。
2. 也許有些朋友認為,我這篇文章是在攻擊本土論或本土優先論。不是。我只是指出,本土論和本土優先論,裡面的內容和主張,都需要有實質的道德論證,而不能像李先生的文章所說那樣,具有一種不言自明的普遍的合理性。就此而言,我正正是期待支持本土論的朋友,提出更紮實更有道德吸引力的本土論述,從而爭取更大的支持。我沒有說,本土論就必然會導致歧視,本土優先論就必然不合理。
3.有些朋友或許會以為,因為我持一種自由左翼的立場(具體內容可參考拙著《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所以我就必然反對本土。不是。事實上,在某些議題上,我較今天不少本土派的朋友更本土。例如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公開主張和爭取香港的大學不應重英輕中,應該同樣承認中文學術著作,以及容許師生在大學使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大家稍為想想當明白,最為傷害我們的身份認同以及主體性建立,最為影響我們的理性能力和獨立思維能力發展的,正是這種語言政策。
在許多具體議題上,將「本土vs.左翼」對立完全是不必要的,因為自由左翼完全可以較現在的某些本土派的主張更「本土」,而且對現狀更有批判性更進步,例如在環境保育上,在社會資源的分配正義問題上,在公民社會推動民主和權利意識的發展上,甚至在中港關係上,自由左翼完全有許多道德資源來支持一種更在地更能回應香港人當下的苦難和不公的主張。所以,左翼的朋友同樣不必被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困死自己。如果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公平更公正的香港,儘量讓每個香港公民活得好活得有尊嚴,那麼我們可以以此作為起點,具體討論那種主張更為合理。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隈研吾 (Kengo Kuma)

記不記得北京奧運會宣傳片裏出現過的竹屋?那幅黃土地上的竹林拍得恍如七賢故居,那是長城下的「竹之家」,由日本建築師隈研吾設計,充份表現到他由「空間」到「時間」的建築哲學。

 ■隈研吾第一次在中國進行的項目,是北京萬里長城的竹之家( Great Bamboo Wall),使用中國竹子,運用 CFT( Concrete Filled Tube)技術而加強竹子硬度。
(相片提供: Satoshi Asakawa)



攝:三原久明
文:佐保暢子


隈研吾( Kengo Kuma)
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出生,東京大學建築學科大學院畢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員後,1987年在日本建立空間研究所,1990年設立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當事務所所長外,還在東京大學教授,九十年代起在國內外獲獎無數。(查詢 http://www.kkaa.co.jp/)


建築物「負」起來

隈研吾是世界著名建築大師,要認識他,可先從他的書籍開始。
看完幾本隈研吾的書,我才察覺世上還有很多自己睜着眼睛也沒看到的東西、才會自問有沒有老老實實考慮過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是如何建起來。我們老百姓,為安居按揭而勤奮工作,又因樓市升降而喜怒哀樂,即使摩天大樓不是自己擁有的,也要為建築物高度而自卑自傲,互相競爭世界第一。我腦袋充滿懷疑,在悠長的人類歷史上,這一代的人類到底被後一代的人類稱為甚麼文明。隈研吾作為一位建築師,俯瞰我們人類二十世紀留下來的「榮譽」和「傷痕」,繼而反思。他以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解讀現代建築學,親身走進偏僻村落,拾回現代人在高度成長裏所忘記的東西而再生,以便提醒我們去思考如何建設二十一世紀,在其代表著作《負建築》裏,他從建築學角度來解開這命題,雖然用詞溫和穩健,可是每句堆起來就變得銳利無比,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啟示。

例如,他列舉凱因斯經濟來反思建築,我們為何要建大廈?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這問題常被問及,可是大家卻完全忽視建築物本身的質量和存在理由。二十世紀建築物之多,在數量上是歷史罕見的紀錄,而本來,建築是部份階層所擁有的特權,至資本主義抬頭才改變一切,正因如此,他批評二十世紀的建築物,在質量上只留下慘不忍睹的地步,只為建而建,完全脫鈎了建築背後的思想。所以,他要擺脫前世紀的束縛,提議摸索新概念,並將之取名為「負建築」。

「負」,也許會令人有點感覺負面,這位建築大師想我們走向何處呢?如何「負」起來呢?不如直接問他好。


 ■隈研吾應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邀請設計的美術館,還在建設中。美術館在茶園覆蓋的山坡上興建,茶園與建築物融合一起,徹底實踐他的建築理論。

 ■01941年開館的根津美術館,隈研吾負責改建工程,2009年重開,它位於東京青山,在樹林裏豎立着新舊混合的獨特建築物,引人入勝,2010年奪每日藝術獎。
(相片提供: Fujitsuka Mitsumasa)

 ■《負建築》的主旨是「負建築絕非失敗的建築,而是人類真正需要的建築」。

不休息的工作狂

晚上十點鐘……我收到隈研吾寄來的電郵,我擦了擦眼看了三次,一點沒錯,他所指定的時間確是這時間。

我半信半疑到達位於東京青山他的辦公室,共三層的辦公樓居然全部亮燈,還有不少人在公司工作。我在電視上看過,有人形容他是正宗工作狂,通常早上八點前上班,晚上十二點才下班,一周做七天,工作表上沒有休息日。到了辦公室,有位員工帶我上天台上的會議室,等了數分鐘,隈研吾匆匆忙忙跑上來了,我倆隔着一張很大的玻璃桌面對面坐,就這樣開始訪問。

在書裏,隈研吾總結了二十世紀的建築世界,那麼,二十一世紀的城市應該如何建造?他悠悠地說:「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主題是時間。」他很仔細地選每一句話而說:「最重要是時間的積累,上世紀的主題是空間,二十一世紀要以時間為主題了。那麼如何積累時間呢?這會是真刀搏鬥的挑戰吧,我們要賭時間(歷史如何評估我們)而拚命幹,建築家都應該很敏感地意識到這一點。我想,任何從事城市開發的人,要是他不考慮時間的話,他再不能參與這個互爭勝負的挑戰。」從「空間」到「時間」的意識改變,他說這是個要賭命而推行的本世紀主題。

 ■他在鄉下工作期間,果敢挑戰新建築素材,日本山口縣下關市豐浦的安養寺正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建安養寺時,他採用當地人從中世紀便使用到現在的泥土。現在,他在中國無錫進行項目,因無錫以泥公仔著名,也打算利用無錫泥土做建築素材。(相片提供: Daici Ano)


香港很寬容

那麼,建築界需要甚麼具體變化?他繼續說:「建築物本來不是因求快財而建,可是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把建築理念轉為『在短時間內產生多少利益』;以後,資本家和建築師都應該好好設想幾百年後的事。」我們也許忽略時間概念,沒有評估建築物能否耐用幾百年。他這樣說,令我想起香港,我問:「那麼,香港是不是最相反你意見的好例子?」他的回答有點出乎意料:「不,香港是世界上我喜歡的城市之一,我喜歡香港的密度,我覺得香港的密度很舒適。在餐廳坐下,雖然枱凳擺得很緊密,可是我覺得很舒服。這是香港具有的氣氛吧,中國人的城市,不像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不會為追求烏托邦主義而脫離現實,中國人是很實際的。我到香港時,感受到香港有意志靠自己的求實精神,去建造對自己舒適的環境。」

我再問:「高樓林立的城市,是不是最代表上世紀的建築?」他用手指畫一圈說:「高樓周圍不是有各種東西嗎?」根據他的理論,二十世紀建築主要追求「乾淨」和「室內化」,在東京,拆了舊區蓋高樓後,這塊地方就變得乾淨到不能容納「不協調」的東西,可是香港甚麼都有,高樓旁邊有掛着很多衣服的唐樓,地下有報攤、小販等香港獨有街景,這並非說香港不乾淨,而是說香港很寬容。他又指出:「二十世紀的城市,因為需要呼應工業化,所以太重視機能性和生產性;本世紀的城市,所需的是寬容性,還要像中世紀的城市那樣具有祭祀性。」


■三里屯 Soho,隈研吾在佔地465,680平方米的面積內,設計包含了五幢辦公大樓、四幢住宅大樓和五幢商廈的綜合建築群。

■隈研吾用一種彈性化合物加記憶合金,製造這可因應溫度變化而隨時變形的「泡泡」,「泡泡」曾在東京博物館展出。

 ■「膠屋」,主要素材為石灰酸塑膠,另加鋼架和多元酯塑膠物料支撐,面積約259平方米,有齊客廳、睡房、露天茶座、工作室及天台各部份,容易裝嵌、輕身防火是優點,創意無限兼具實際用途,是隈研吾傑作之一。


中國學生最熱情

現在他的工作地點,日本、中國及歐洲三分。
他自言不是推廣日式建築的設計師,沒一定設計模式,他會先採訪地方,了解地方風土人情後才決定怎樣設計,他主張的負建築,「負」就是被動的意思,第一次跟中國公司合作,就是在離萬里長城不遠的北京郊外的「竹之家」。

當時,找隈研吾的是從女工化身為 SOHO中國的 CEO張欣,他接收到北京的要求,據自己對那塊地方的感受而畫了竹之家,半信半疑地把方案提交北京。跟他預期相反,居然收到好消息,自此他對中國看法不同了,「對從『空間』到『時間』的意識變化來說,我覺得中國的新一代比日本年輕人更敏感,中國前一代很喜歡換舊更新,可是年輕一代卻會去保留古老東西,他們了解自己去改變舊概念,所以我對將來的建築界很樂觀。」他每次應邀到中國出席講座,都有很多學習建築學的學生捧場,「在這世界裏,最熱情的是中國學生,他們很認真,令我感覺自己被他們的眼光射中似的。他們的熱情很鼓勵我,我應該多發表能夠報答他們的作品。」

■隈研吾演講無數,認為中國學生最認真最熱情。

就地取材夠環保

曾經,建築物被認為越有稜有角越好,重新看隈研吾的作品,發覺他反其道選擇了「融合」這概念。

何謂融合?簡單說,就是不勝過周圍環境,而是跟周圍環境融合在一起,這就是他所說的負建築。那麼如何融合?設計和材料的配合就很重要了,有中國評論家說隈研吾對素材有偏愛,說他善於利用當地木材、石材或革新自然素材。這種偏愛是偶爾開始的,「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由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差不多十年間,我在東京找不到工作,幸好當年在鄉下有人找我。」鄉下建築工程規模小,能動用的資金也不多,對建築師來說,這算不上理想工作,但就正正放他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他才發現建築的另外妙趣──竹子、石頭、泥土及和紙都可以成為建築素材!他願意跟無名工匠合作,方便傳統工藝和先進技術結合,將之整理再導入現代建築工程,他所選的自然素材,不單止為裝飾用,而且還能夠當支撐建築的材料,「利用當地的材料,可以減低成本亦很環保。有些建築家或許會認為沒資金就做不到甚麼,當時我在資金最緊張的情況下,我發覺我不是一無所有,還有素材在我手。」即使有時沒被認同,但他也專心致力開發素材,「那時候,我能遇到那些素材,我是被素材救起來的。」

後記

採訪尾聲,我取出西九文化區的三個藍圖給他看,還告訴他香港政府正向公眾諮詢意見,隈研吾興奮地說:「真的,真有意思!以前的建築師在聖域生存,如此讓建築師直接面對公眾,是好事。」

31/10/2010

陳健民:中國崩潰或是和平轉型?

陳健民﹕中國崩潰或是和平轉型?
——覆王卓祺

【明報專訊】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在本欄一篇〈民主寄託於虛無縹緲的希望〉,將我說成是「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原因是我在3月4日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中有此一段文字:「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

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

我一向不採用「中國崩潰論」的說法,是因為即使中國政治出現劇變,不代表中國便會崩潰。當然,以目前中央對西藏和新疆等地的高壓管治方法,一旦中共下台造成主權分裂的可能性的確存在。但由於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變革後以何種體制(譬如聯邦制)取代現時的「單一制」,對中國主權的完整性會有不同程度的衝擊,不能一概而論。

中共一直忌諱港人高喊「結束一黨專政」,其實一黨專政可以透過暴力革命結束,亦可以是黨內分裂促成,甚至是由政府帶動、和平有序的民主改革達至,路徑不一而足。結束一黨專政,亦不代表打倒共產黨。假如是由中共自己帶動民主改革,一黨專政結束後,中共能夠參選甚至繼續管治都有可能。台灣不就是在蔣經國領導下於上世紀80年代中開放報禁、黨禁,而在結束一黨專政後,國民黨還繼續執政嗎?

我認為中國在10年間要面對重大變動,是因為現時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不得不觸動政治改革。現在的發展模式所以是不可持續,首先是因為改革30多年來仍未發展出一套權力轉換的機制。不單是江澤民藉黨內你死我活的權鬥中乘勢而上,到了習近平上台,同樣要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政敵進行殘酷鬥爭。如果連政治領袖的產生方式都不能制度化,談什麼模式?
其次,中共貪污問題的嚴重已超乎許多人的想像。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貪污問題的,當時還判斷中國的情况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不同,並非權力愈大,貪污問題愈嚴重。原因是要爬上中共的頂層必須通過重重考驗,如果涉及貪污,很容易被政敵攻擊。事實上,過往很少中共領導人被指控貪污腐化,但觀乎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等斂財至富可敵國,可見腐敗問題已從底層灌通至權力頂尖。

研究貪污問題的學者都知道,貪污在經濟發展初期可扮演「潤滑劑」的角色,以「利益刺激」打破官僚系統的繁文縟節。但要經濟轉型升級,必須發展出一個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促進競爭與創新,此中包括政府監管、產權保護、公司管治、司法獨立等等,都是與貪污水火不容。高教育人士特別痛恨貪污,因為他們是最受惠於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現在中國每年培養百萬計的大學生,他們將如何看待一個貪污大國?

最後,今天中國的高增長是建築在「消費未來」的基礎上。粗放型生產和暴發型消費,讓穹頂之下,大地窒息,最終將以無數的生命和沉重的醫療支出作為代價。由於這些問題已廣受關注,在此不贅。

從上而下反貪交易成本高

習近平對這個社會主義大國已淪為「權貴資本主義」(孫立平教授語)應有深刻認識,亦是這種亡黨亡國的危機感驅使他兵行險着反貪打老虎。但習近平的改革模式是盡收天下兵器,樹立個人權威,以從嚴治黨作為救亡手段,反貪為介入點。改革的思路是從上而下、不假外求,禁止傳媒和公民社會製造干擾。中共反貪弔詭之處,是一面在救亡,一面在自揭瘡疤,摧毁自己統治基礎。因此,這種改革有如醫生和自己動心臟手術,愈認真愈要停。

當然,以從上而下的方式反貪不是不可以,新加坡便是成功例子。但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以這種方式反貪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特別是因為「信息不對稱」 問題,中央政府要掌握地方官員的貪污瀆職行為非常困難。反貪運動雷厲風行時,地方官員會以少做少錯來避風頭甚至抵制壓下來的監督措施。如果沒有進一步制度化反貪工作,風潮過後往往故態復萌。
其實要減低反貪的「交易成本」,有效的做法是容許受官員權力影響的民眾參與監督,但這涉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甚至是言論自由。香港的反貪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除了領導人(港督麥理浩)的決心、廉政公署獨立反貪的權力外,社區動員(舉報和教育大眾)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傳媒的監督和公民社會(大學生「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更是激發或確保反貪的政治意志不會後退的壓力。即是說,習近平上台後不斷擠壓傳媒與公民社會的空間,只會令這位為自己動手術的醫生隨時可縮手叫停。

我對習近平這種反貪方式沒有信心,更擔心會引發利益集團的反撲。假如反貪因觸動太多既得利益而叫停,民眾的不滿恐難控制。過往的調查發現中國民眾對地方官員信任度很低,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極高。但這兩年來暴露出中央要員嚴重的腐敗,有否打破「中央是包青天」這個迷思,值得留意。由於中國缺乏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民怨往往轉化為零散的騷亂,幾年內出現革命的可能性不高。但假如黨內利益集團分裂,利用這些民怨來進行政治鬥爭,後果難以預料。假如習近平明白到在一個大國反腐,必須借助社會力量和獨立的監督和司法系統,在面對各樣抵制後不是知難而退,而是轉而建立體制內外的制衡機制,那中國才真正走入現代化的正軌。

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如此複雜的課題,我沒有簡單地接受了「中國崩潰論」,一定讓王卓祺失望。相反,一向對中國發展持樂觀態度的David Shambaugh教授最近在《華爾街日報》為文,提出〈中共統治已邁向尾聲〉 的說法。我一直都同意他在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觀點,即中共雖是專制卻有非常強的調適力。但今日的他卻打倒昨日的他,加入了「崩潰論」行列,可見事情並不像王卓祺想像般簡單,對中國沒信心便是「缺乏文化歷史智慧」。

其實誰能預測未來?我只知道中共正處在十字路口,在習近平任內,可能因為他的強硬作風引發劇烈的黨爭,但他亦可能因勢利導轉身為中國的蔣經國。在此變局,香港的故事仍未寫完,大家何不帶着希望步向未來?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2015年3月16日 星期一

馬嶽: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馬嶽﹕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明報專訊】政改兩個月諮詢期結束,建制陣營在 8‧31的緊箍咒下,拋不出什麼有吸引力的改良方案,於是出現所謂「權威人士」吹風,說如果政改否決原地踏步,梁振英便很可能連任,然後硬推23條,泛民否決政改變成了幫梁振英一把云云。

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說法。如果這真是中央的態度,那代表中央把梁振英連任和23條立法視為最最最恐怖的手段,恐怖程度足以驚嚇到民主派議員和很多民主支持者放棄原則支持「袋住先」,而在中央官員口中是憲制責任、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23條立法,也突然變成恐怖手段了。有趣的是:這個說法承認了現在的1200人選舉是由中央操控,香港民意對結果沒有影響力。它也承認了如果「先篩選,後投票」,縱使只是3個建制派揀1個,那麼中央很支持的梁振英便會在有限度的民意表達過程中落敗了。換句話說,這是在告訴所有人,中央現時是在支持一個他們明知沒有香港民意支持的人當特首。這種奇怪邏輯,難怪只能用「權威人士」來發表了,開名的話我想連權威都沒有了。

誰還會信中央重視香港民意?

經過首輪政改諮詢、8‧31決議、雨傘運動期間中央的回應,誰還會相信中央真心重視香港民意,決定誰當2017年特首時,香港民意會是主要考慮呢?

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香港的特首沒有民意基礎,只能倚賴中央維繫其權力,在中港關係的很多問題上,根本不能有效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和利益。就像限制自由行的問題,梁振英這邊廂說要檢討自由行,一上北京,變成了要「照顧內地遊客感受」了。以現在梁振英在香港之「威信」,和對中央的倚賴,沒有人會相信他會在中港利益衝突時站在香港人的一方。當中央可以透過提名委員會控制提名,未來的「先篩選、後投票」產生的特首,權力倚賴同樣會令選出的特首把港人利益置於次要地位,重複的放棄港人利益。就算是所謂「一人一票」產生,當未來特首只會站在中央一方,管治權威亦會很快破損,危機重複出現。

一國兩制與中港區隔

自1980年代以來,為了令香港人安心,一國兩制的最重要精神是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建立區隔,包括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區隔。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的條文,一國兩制最基本要義是把兩個經濟制度區隔:內地的社會主義邏輯不會侵犯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1980年代很多香港人恐懼兩地經濟差距太大,會有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於是要有基本法22條預先審批內地人來港;害怕會要求香港補貼內地,於是香港的財政系統和稅制要獨立;害怕回歸後會喪失人權自由法治,於是要用基本法第3章明文寫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保持原有司法制度不變。一切一切,都是希望令香港人覺得中港之間有足夠的區隔,令他們覺得九七後生活方式可以維持不變。

回歸10多年,由於中國迅速「走資」,兩地經濟體制的區隔已愈變得不現實。社會生活層面,回歸前很多生活上的區隔,其實都是主權分隔的人為結果,隨着中港很多生活水平拉近,交通方便,而國際都會的競爭模式又向擴大區域發展,像呂大樂所言,區域融合的趨勢已難以逆轉。中國和香港在人口、資金和其他「重量」上都太懸殊,讓其自然融合會對香港造成很大衝擊。要照顧香港人的情緒和保護原有生活方式,需要更大力的以政策作主動區隔。這種政策區隔很難要求中央政府去做,因為按理他們不一定從香港人角度考慮問題,這需要特區政府更強力的代表香港人的處境、利益和意見,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問題是:特區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在哪裏?

港英時代的港督自主性

不少人憧憬港英年代香港有相當的自主,只反映他們不熟悉殖民歷史。且不說1958年之前,香港的財政預算是倫敦批准的,或者說民主政制發展等大問題上沒有尊重港人民意,香港當年起地鐵和起新機場,何嘗有諮詢香港人?當年玫瑰園計劃原預算2000億,也是在《施政報告》宣布便上馬了。以今天標準,這些都完全不可接受。但針對港英歷史的研究,的確反映不少事件上,港督會以地方官員角色抵抗倫敦的命令(例如倫敦希望香港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港督會陽奉陰違「打斧頭」)。問題是:港督當年抵抗倫敦的政治基礎何在?
白加殊(Robert Bickers)等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研究反映,港督能有較大自主性,主因之一是英國殖民地和外交部的官員不大掌握香港的具體情况,因而需要倚賴「在地」的殖民地官員的知識和合作。余嘉勳(Gavin Ure)就1918至1958年的港督和倫敦的交涉的研究反映:歷任的港督主要策略是和香港的非官守議員結盟,因而可對倫敦聲言得到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以至民意的支持,作為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沒有民意支持 無法建立區隔

這些狀况都不會在回歸後的香港出現。中央官員對香港太近太熟悉(起碼他們覺得自己是),不會覺得一定要靠香港人「港人治港」。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是因為支持中央政府才服從特首,特首沒有能力擺平香港的政治矛盾,反而要靠中央替他擺平。當特首沒有香港民意支持,在面對中港利益衝突時,其實是沒有討價還價的政治基礎的。他不能扮演中央和港人之間的中間人,因而沒有能力調和內地和香港的各種矛盾。選舉委員會選出和「先篩選、後投票」,梁振英或不是梁振英,其實是沒有很大分別的,關鍵在於特首對中央的權力倚賴,以及他不能真正代表香港民意。

但中央可能正是看中這要點:他們不希望香港特首可以不靠中央,挾香港民意建立權威來跟他們討價還價,他們希望香港特首永遠倚賴中央才能建立其權威。如果這個態度不改變,根本難以紓解中港間的矛盾,也將跟一國兩制原有的精神愈走愈遠。

◆延伸閱讀
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15年3月9日 星期一

郭濟士:如果民主永遠不來

今時今日已再沒人幻想「自由主義民主將席捲全球」這樣的一個「歷史終結」,真正席捲全球的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而事實證明市場導向的經濟,在適應任何地方的宗教、文化或傳統上都沒有問題,它很容易就與專制主義結合起來;反而過去百多年西方推崇的一些政治自由主義原則和個人主義價值,諸如基本人權、全面福利國家等概念,現在卻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

{編按: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於明報國際版分兩日刊出)

(一)李光耀、專制資本主義與中國

91歲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最近因為肺炎入院,健康情况惹人關注。被形容為當今「西方最危險哲學家」的齊澤克(Slavoj Zizek),上月在《金融時報》撰文時便提到,若要推測百年之後到底有哪些人將獲「立碑紀念」,李光耀相信會是其中之一,除了因為他是新加坡的開國總理,還因為他是「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創造者。

當然,齊澤克這一評論並不是什麼恭維話,而是表達對未來百載世界民主發展的憂慮。歐洲新左派當今有3位主要思想家(Big Three),一位是《帝國》一書作者兼意大利前政治犯Antonio Negri、一位是法國哲學家Alain Badiou,第三位就是來自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年約60多歲的他將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分析等理論結合,成為目前歐洲激進左派的明星級理論家。

 李光耀「撮合」資本主義與專制

近年齊澤克不斷發出的其中一個強烈警告,就是過往百年常被視為「息息相關」的資本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自由主義),今時今日已經分道揚鑣。專制資本主義現正緩慢但持續地向全球蔓延,當前的中國是最明顯的例子。齊澤克甚至警告,專制資本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將塑造未來一個世紀,就像民主主義塑造上世紀一樣,李光耀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最深遠影響,就是他在撮合資本主義和專制主義上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李光耀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只是外表包裝,真正內涵其實就是專制資本主義。

談到近20年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時,不少西方分析家討論的一個焦點,往往是政治民主會否自然地伴隨中國經濟發展而來,但齊澤克反問:「如果政治民主永遠不來呢?如果中國的專制資本主不是邁向進一步民主化的中途站,就連世界其他國家也是朝這方向發展,那又怎麼辦?」

 歐左翼思想家警示市場「巨獸」

齊澤克指出,今時今日已再沒人幻想「自由主義民主將席捲全球」這樣的一個「歷史終結」,真正席捲全球的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而事實證明市場導向的經濟,在適應任何地方的宗教、文化或傳統上都沒有問題,它很容易就與專制主義結合起來;反而過去百多年西方推崇的一些政治自由主義原則和個人主義價值,諸如基本人權、全面福利國家等概念,現在卻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

以自從冷戰結束後即專心一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為例,當地的傳統社會結構並沒因為資本主義發展而遭到全盤否定,「人們仍然以鄉親關係先於個人成就,必須聽命於長輩,仍然是對年輕人追求自主的強力掣肘」。儘管有觀點認為,這類傳統的延續是對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種對抗,但齊澤克認為,其實這是錯誤的解讀,因為弔詭的正是,忠於這些傳統價值是令資本主義的殘酷邏輯得以在印度、中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被極端地全面擁抱的原因。

他解釋,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本來就是一個冷血無情、令很多人蒙受折磨傷害的地方,「若你獲得的回報只能夠滿足你個人一時之快,要你屈從接受其實並不容易」,但如果不是純為利己,若有家族傳統價值去支撐,就較易令人能夠活埋良心價值,將漠視別人的不幸加以「自我合理化」,「『我這樣做是為了父母』、『我這樣做是為了讓侄兒能讀書』這些理由,比起『我只是為利己』遠為容易接受和動聽」。

 民主成資本主義發展「絆腳石」

一些評論常誤會齊澤克的專制資本主義分析帶有西方文化價值優越論色彩,其實他過去便曾警告,將東方文化本質視為專制、將西方文化本質視為自由和利他主義是危險的想法。齊澤克的分析並非說:資本主義在西方就是令民主開花的好東西,但當與東方文化價值連結在一起時就變成了邪惡巨獸。他想說明的是,問題不在於東西方文化差異,而是資本主義本身——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制度,在日常生活中,資本主義都會無情地利用其特徵去延伸擴張自已,就連民主制度本身也不例外,所以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歷史的終結。齊澤克想摧毁的是「把資本主義扎根於某類文化價值體系就能變成正面東西」的假象想法,簡言之資本主義就是巨獸、必然複製出同樣的社會不公平問題,不管種植的它是什麼樣的土壤。

(二)新專制主義社會——當奴役被包裝成自由

歐洲新左派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圖)認為,資本主義與民主掛鈎的時代已告終,專制資本主義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重要警號,即使在西方世界,民主也面臨被資本主義逐步削弱的危機。

作為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學者馬克斯韋伯,曾撰寫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探討新教倫理如何有利於資本累積,促成了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崛起。

然而本欄昨天已指出,齊澤克認為資本主義不過是在利用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的特點,去盡量擴張伸延自己,今時今日,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傳統文化價值觀和社會結構,甚至可能比自由主義更有利於當前資本主義的操作。

 表面上擁自由 實質失選擇

雖然自由確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重要基石,但齊澤克認為,這種自由其實是以一種相當扭曲和奇怪的形式出現。由於「自由選擇」在西方被提升成為一個極致的價值,社會控制不能以明目張膽粗暴箝制的姿態出現,而是透過大量的語言偽術包裝,炮製出各式「自由選擇」假象,藉以維持對個人的控制。

在這種意識形態控制之下,人們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很多奴役,都諷刺地被包裝成為「自由」,例如長期就業的希望被扼殺,就被說成是勞動市場「彈性」,可以讓人們不斷有機會「自我再創造」;當全民退休保障被拿走,就被說成是「讓我們能自由地去計劃老年的生活」。他警告,西方正可能邁向某種「新專制主義社會」,表面上擁有所有私人自由,即使選擇人獸交也可以,但社會領域卻被去政治化,失去有實質意義的選擇。

 金融海嘯造就排外非革命

齊澤克坦言,2008年金融海嘯敲碎了歐洲民眾的安逸,但它帶來的最大政治效應,不是激進左翼的興起,而是助長帶有排外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皆因普羅大眾對經濟危機的最深刻反應是恐懼而不是起來革命,他們希望保證自己在現有制度下繼續有得食有得住,因而令極右民粹力量有機可乘。歐洲迄今只有民生困頓得連食住都成問題的希臘出現激進左翼政權,看來實非偶然。

除了歐洲,一些奉行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為推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似乎也在朝專制主義方向走。印度時事專欄作家森帕夫(G. Sampath)便認為,印度莫迪政府近期透過行政指令,繞過國會民主立法程序,削弱《徵地法》對收地的限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反映了當民主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絆腳石時,莫迪政府已準備好以專制手段代替民主;新指令允許徵地時毋須各方同意,正好就是由於當局認為講共識(符合民主精神的資本主義)行不通。
森帕夫指出,當今印度社會出現一種氣氛,認為經濟決策應交由非民選專家處理,民眾不應干預。他坦言,目前印度出現一個右翼政府、由一名被形容為「專制的強人」(即莫迪)去領導,很多印度人都對國家增長加速甚至長遠取代中國成為亞洲頭號經濟火車頭感到樂觀,正是由於印度終於有一個樂意擁抱專制資本主義的政府。他還慨嘆地反問:「若要我們(印度人)在有民主但沒資本主義,以及有資本主義但沒民主之間作選擇, 大家會怎揀?」

 倘不反抗 將朝專制資本主義走

面對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齊澤克認為,若不加反抗、任由自然趨勢發展,歷史將持續朝專制主義方向走。事實上,齊澤克相當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建制運動,諸如前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反政府示威,還有去年香港的雨傘運動。

 齊澤克去年發表聲明支持雨傘運動時,便提到示威者不應只着眼於投票制度,也應「關注你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包括不人道的樓價、殘酷的私有化,還有來自北方的紅色資本家加入你們本來的資本家陣營。沒有經濟權利、社會公義和團結,選票不過是一種崇拜物」。
在上月刊於《金融時報》的文章中,齊澤克還以烏克蘭民眾示威為例,慨嘆雖然西方民眾隱約意識到他們當前享有的「自由」存在缺陷,可是卻未能像烏克蘭民眾那樣敢站出來去行動去求變。無怪齊澤克會被一些批評者視為當今最危險的哲學家。

郭濟士
原文載於明報國際版

呂大樂:水貨客非問題主因 區域融合更需深思

呂大樂﹕水貨客非問題主因 區域融合更需深思

【明報專訊】近期圍繞着自由行而產生的衝擊行動和特區政府的回應,是劣質的政府與社會互動的例子。

對於那些「光復行動」,我既不認同其主張,也不贊成他們所採用的行動方式。但特區政府的回應也不見得怎樣高明。我所指的並不是警方的行動,而是政府一直在管理內地人士來港旅遊的問題上,表現遠遠落後於形勢,令社會上的不滿不斷加劇、累積,再而進一步流傳、擴散。特區政府不願意正面正視內地旅客每年大量增加的現象,也沒有準備將不同的相關問題拿出來公開討論,而只是時而把問題簡化為「水貨客」的事情,時而把焦點轉移,看待為部分人士排外所為,與管理內地人士來港旅遊不善無關。可是左閃右避之後,只會因為來港人數繼續上升,而令民怨更深。

我知道這樣說一定會引來現屆特區政府支持者的不滿,但觀乎過去數月的情况(去年8月梁振英曾提出檢討自由行),誰令那些「光復行動」由無法引起大多數市民同情的狀態,到今天有不少人雖不支持,但開始覺得它們也不是全無意思,特區政府的領導層不能以為與自己無關。現時在社會上逐步形成,並且愈來愈普遍的意見,是「雖然覺得衝擊內地旅客的做法不對,可是若非如此,有人做出這種動作,特區政府也懶得回應」。這也就是說,大部分市民不想參與其中,但卻覺得如果不是發生一些亂象,他們並不認為政府會有反應。

特首角色是「好女兩頭瞞」?

可以想像,特區政府及其支持者會認為,其實他們在背後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只是一天未正式成事,很難向外交代。這是梁振英政府在所有有關內地與香港事務上所表現的一種姿態——特首的角色是「好女兩頭瞞」,因為事情複雜,他不便將資料公開;事情要有一個滿意的結果,唯有靠他在後面巧施妙計,才可和氣收場。在現實中事情是否真的如此,恐怕只有他才知道。不過,他或者未有考慮一點,就是所謂「好女兩頭瞞」這一招,在某一方的角度來看,是另一方根本不把他看在眼內,懶理他的死活,所以中間人的角色很重要。套用到目前內地訪港旅客的問題上,特首那欲言又止的神情,似乎想暗示在中央方面來看,全都不是問題。若我們相信特首不得不「好女兩頭瞞」,即中央另有考慮,無意處理問題。若我們不相信特首,則似乎是他不敢在中央面前,做一些影響內地與香港關係的動作。但有趣的是,無論是哪一種看法,都不會增加港人對中央的好感。

我說近期的事情是一種劣性互動,因為不太文明的做法,反而更能促使政府回應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將來會出現更多這一類衝擊行為,而同時社會不會有很強烈的民意反彈,是絕不出奇的事情。或者讀者會問:特區政府可有另一種回應的可能?我的答案很簡單,到目前為止,要說服香港市民,講事實和道理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政府要爭取市民支持它的做法,至少應該嘗試將問題說清楚,令人明白究竟有何對策的選擇。

對於內地訪港旅客不斷增加的現象,我一直強調:面對現實,當前要處理的並不是一般接待遊客能力的問題,也不是一個「走水貨」的問題;問題是區域融合。目前有關當局公開的統計數字不多,我們對內地訪港旅客所知有限。但就已知的,情况大概是這樣:

●2014年內地訪港旅客多達4724萬人次,超過總訪港旅客的四分之三,與2013年的人次比較,增長達16%。
●在所有內地訪港旅客當中,約六成(2817萬人次)為即日來回,不過夜的。這類旅客在2013至14年間,增長率為19%。
●而使用「一簽多行」入境的內地訪港旅客,2014年有1484萬,2013至14年間增幅為22%。
●2013至14年間內地訪港旅客增加了約650萬人次,而不過夜旅客則增長了約452萬人次,即是說近七成的內地旅客增長,來自不過夜旅客。

見到上面的統計數字,很多人以為問題在於那些不過夜旅客,而當中最大的問題來源就是「水貨客」。可是,根據《明報》取得的資料,以「一簽多行」過境,而入境達52至99次者,有大概2萬人,而在100次或以上者,則約有1萬人。很多人對此感到嘩然,以為那是大數目。但假如我們細心想一下,則叫人嘩然的應該是為何只得如此的一個小數目。我假設那兩萬人平均來港一年75次,總人次只不過是150萬人次。而那1萬人入境1年150次,也就只是另一個150萬人次。加起來只不過是300萬人次,以全年近1500萬的「一簽多行」來計算,只是五分之一。若以全年不過夜旅客計算,則只是略多於一成而已。假如我們假設那些以「一簽多行」經常過關的內地旅客為「水貨客」,那明顯地他們並非問題的主要成因。再者,如果「走水貨」是主要問題,那還是相對地容易處理的——取貨地點與交貨地點一定不會相距太遠,大部分活動在邊境附近發生,性質與一般購物不同。同時,我們必須明白,「走水貨」是商業行為,就算全面禁止內地人過境帶貨,只要一天還有市場需求,而亦有人願意額外多付錢買貨,則「水貨活動」仍會存在,而分別只在於「走水貨」成為了只有港人才可參與其中而已。關於這個問題,日後有機會再談。

根《明報》引述政府消息人士,去年以「一簽多行」訪港的深圳户籍居民,有150萬人左右,平均一年來港9次。其實以深圳來港如此方便的角度來看,他們來訪次數並不算多。在那150萬人當中,約120萬人全年訪港不到10次。假設他們不常來,只是每兩個月才過來以不過夜的方式玩個周末,一年也只不過是訪港6次。由此推算,這批消費者約有720萬人次,但也只不過是全年不過夜訪客的四分之一,是去年1484萬「一簽多行」人次中的一半左右。他們每年來港的次數還大有增加的可能,所以,將「一簽多行」封頂(除非定於5次或以下的低位),基本上不會怎樣減低這類訪港旅客的增長。

更重要的是,不過夜旅客全年有2817萬人次,而「一簽多行」有1484萬人次,只佔前者的一半左右。這表示有1300多萬人次分散於珠三角各地(包括深圳非戶籍人口),而以當地人口的總數量,這並不是一個大數目。只要他們仍有興趣來港消費,則來自周邊地區的訪客亦大有增長的潛質。

嚴打「走水貨」 內地客或續增

篇幅所限,討論暫且打住。在此我想提出幾點,作為一個簡單的總結:
●「水貨客」並非問題的主因,別以為將矛頭指向他們,便可將問題解決。如無意外,就算嚴打「走水貨」,一年後不難發覺內地訪港旅客仍在增加。
●將「一簽多行」封頂的做法,除非把入境次數定在一個低位,否則效果亦很有限。
●以目前內地辦簽證之方便,基本上用行政手段來處理問題,效果不會太過明顯。除非香港所能提供的服務大不如前,否則內地訪港旅客的數目不會顯著下調。來港購物、消費、玩樂是一種市場行為,那恐怕就只有提高內地旅客來港的成本,才有可能收到調節的效果。
●內地訪港旅客只因他們需要簽證來港,才會歸類為遊客。當中六成即日來回,而且還有持續增長之勢,我們不應再以旅遊與接待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簡單直接的說,他們不是觀光遊客。
●若以為新春期間內地訪客略為減少便代表一種新的趨勢,那恐怕不會是很準確的預測。事關年廿九、年三十的數字都有增加。而有到消費點轉轉的市民都會知道,現在更多的內地旅客是到來辦年貨、買新衣物。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還只是剛剛開始的一個過程。從2009年開始,內地旅客的數量以每年400萬至600萬的數目增加,而不過夜旅客很快便成為了推動增長的主要力量。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區域融合過程中人口流動的問題。我們需要想得更大更遠。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馬嶽: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馬嶽﹕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明報專訊】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黃偉豪:和平與暴力抗爭的邊緣:應該怎麼決定挑選?


黃偉豪:和平與暴力抗爭的邊緣:應該怎麼決定挑選?

【明報專訊】面對麻木不仁的封閉政權,究竟是用愛與和平,還是以暴易暴,才有效帶來轉變,是每個抗爭者,包括了香港的「雨傘運動」的組織和參與者,都必定曾經面對的重大抉擇。有研究發現,和平與暴力抗爭的決定,並非單純是一個道德價值的選擇,更對運動是否最終成功,及成功的結果可否長期地維持,有深遠的影響。
雨傘運動剛剛結束,它雖然在提升年輕一代對香港政制的不民主和不公義的醒覺上,取得莫大成功,但同一時間,社會上不同群體和不同世代的撕裂和對立,亦在日益加深。而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上,依然是按照「人大8‧31」的決定來進行,未見得中央和特區政府有任何實質和重大的退讓。
即使雨傘運動曾經如何地波瀾壯闊、浪漫淒美,「運動尚未成功,港人仍須努力」,是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必須積極面對的政治現實。在這情况下,「後雨傘」的民主運動,應該如何走下去,成為了下一個必須認真處理及極具爭議的議題。
在「後雨傘運動」的衆多爭議中,當中一個經常討論的議題是,爭取民主運動的手段是否需要「升級」或轉型。 簡單來說,就是是否需要改變,脫離和超越「和平與非暴力」的底線,用更「勇武」或激進的手段,來爭取民主。有關「升級」的討論,並非在運動過後才開始,在運動前和過程中,亦有進行,甚至被付諸實行。當中最受注意和最大型的一次,是在去年的11月30日晚上,由學聯和學民思潮呼籲的包圍政府總部行動,但最後以失敗告終。
提倡升級的原因和理據並不複雜,它的支持者的心情亦應被理解。首先,以「佔領」為中心的雨傘運動本身已是一個升級。 一個運動的形式已失去其效用,不能達到它的預期目標的時候,運動參與者追求運動的升級和轉型,根本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上,就正正是因為過去30年來,透過選票、議會內的抗爭、無數次的和平集會和遊行,均無法有效爭取民主政制在香港的落實,才催生了今日的佔領運動。因此,當雨傘運動的支持者,眼見經過多日的佔領後,當權者仍對他們的訴求無動於中,尋求運動轉型及升級的心切,是絕不難理解。
所以,問題的主要關鍵並非是運動的轉型和升級,而是這種的轉變,是否真正幫助這場運動更有效地達到其目的。特別重要的是,今次的轉型和升級,是從當初的愛與和平,走向以武抗武、以暴易暴的方向,超越了「公民抗命」的底線,把運動的定位和性質徹底改變。在這改變下,是和目標及初衷愈走愈近,還是使運動失去動力及生命,是運動領袖必須要深思的問題。
為何和平抗爭可成功
對於站在和平與暴力抗爭的邊緣,應該如何決定挑選這問題上,由兩位政治學學者Chenoweth和Stephan合作的著作,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為何和平抗爭可成功》,見參考資料)中,他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分析及實證的數據支持。
顧名思義,單從書名已經看得出,兩位作者是絕對支持和平抗爭。這並非基於他們的價值判斷或社會的道德考慮,而是實證研究發現,採用和平抗爭的運動的成功機會,遠遠大於使用暴力抗爭的運動。作者分析了由1900年至2006年,全球共323次的大型抗爭運動,他們發現和平抗爭的成功機會,比起使用暴力抗爭高出近1倍。透過和平手段來爭取目標的成功機會超過五成,相反,透過使用暴力的運動當中,有超越六成是以失敗告終。而且,暴力抗爭即使成功,也很有可能替國家的將來發展帶來無窮的後患。在暴力衝突期間,在社會上留下的仇恨及傷口,將使這個國家難以步向一個穩定的民主政體,甚至失去團結,爆發內戰。
在抗爭運動上,和平遠優於暴力的邏輯和道理絕不難理解。首先,極權政府的強項正正是武力上的絕對優勢。運動的組織者如果選擇以武力對抗,無異於用自己的弱項攻對方的至強項,是一種非常愚蠢的 「自殺」方式。在英國國力曾如日方中的時候,曾經有一句流行的說話,就是 「英國的海軍是戰無不勝的,所以不要和英國人打海戰」。當中的道理,正正是抗爭運動的組織和參與者,都必須了解自己和對手的強項和弱點,在知己知彼下,才能爭取運動的成功。
在Chenoweth和Stephan研究的個案中,很多暴力抗爭的成功個案,也只因有外國的軍事力量直接干預。但在這情况下,得到的所謂「勝利」,也往往是虛假和短暫的,只是把本地的獨裁者,換上了一個外來的入侵者。
強大廣泛多元的群衆參與支持
在分析了所有抗爭運動的個案後,Chenoweth和Stephan得出的最後和最重要結論是,在排除了外國軍事力量干預等的極端個案後,歸根究柢,所有抗爭運動的共同成功因素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強大、廣泛和多元的群衆參與和支持(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和平抗爭往往比暴力抗爭優勝,是前者更能夠得到絕大部分市民的諒解、同情、認同、接受,繼而支持和參與。再者,對於一場本身是以爭取人人平等、社會公義,及着重以理性討論來解決社會矛盾的民主運動來說,若選擇用暴力作為爭取手段,無疑是一種在價值上的自我否定及推翻,大大削弱運動的公信力和道德力量。
兩個作者多番強調公衆支持的廣泛及多元性對成功抗爭的重要,因為當一場運動的支持者,只集中於某個世代、某個年齡層、某個階級,或某種群體的情况下,在未能集結足夠的力量帶來所希望的轉變的同時,社會只會產生更多的對抗和撕裂,這似乎是「後雨傘運動」目前面對的困境。如何使運動的支持者變成社會上的絕大多數,和運動所代表的理念能在社會的每個角落「遍地開花」,將是這場運動能否重拾生命力的關鍵。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Stephan. (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